★“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其深刻的曆史與社會原因”
★“要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寫林彪的曆史”
★“為個人得失去糾纏曆史舊賬，不值得！”
★“不能亂花人民的血汗錢”
★“我這裏沒有後門”
★“領導幹部老化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從1 959年廬山會議算起，黃克誠被“打倒”的時間長達18年。其間，多次受到錯誤批判、打擊、撤職、降級直至身陷囹圄！
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完全拋開了個人的恩怨，表現出了一個老革命家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坦蕩襟懷。麵對社會上出現的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思潮，他批評一些人的輕薄態度和不負責任的做法，大聲疾呼應正確看待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麵對完全消抹林彪曆史功績的做法，他在特殊政治氣氛和曆史背景下以超人的政治勇氣與廣闊的胸襟，提出客觀評價林彪的是非。
“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其深刻的曆史與社會原因”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之後，人們開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若幹曆史問題進行回顧和總結。
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小平同誌嚴肅地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但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在撥亂反正階段，有些幹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運動中受過衝擊的領導幹部，借機發泄不滿，貶低甚至詆毀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一時間，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不正常傾向。
對此，黃克誠深感不安。他認為，如何使黨員幹部正確對待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問題。
1980年11月27日，中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座談會，黃克誠作為常務書記出席會議。
那時，黃克誠已經雙目失明，他在別人攙扶下走上主席台，開門見山地說：“同誌們，本來我是不準備講話的。中央讓我擔任中央紀委的常務書記，我身體不好，沒有下去檢查工作，隻能聯係很少的幹部與群眾。因此，我講的意見就不一定準確。但我是心裏有話就要講的，所以今天還是向同誌們講講。我這個講話，請同誌們不要記錄，也不要傳達，等整理好送中央審閱，如認為可以向各級紀律檢查部門傳達，再發給你們。我的講話，有些同誌聽了可能不痛快，請你們原諒。”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與我們這次召集座談會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我認為，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會場上，回蕩著黃克誠蒼老但有力的湖南方音：
“對於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小平同誌代表中央曾經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誌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曆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誌還說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澤東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誌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評論和處理黨內的某些曆史問題時，小平同誌曾講過‘宜粗不宜細’。就是說，對那些不大重要的問題，不要過分糾纏。小平同誌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讚成。”
他著重強調：“所有共產黨員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
“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想講的話很多，也有責任講講我的看法。為了有助於理解小平同誌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曆史。”
接著，他從大革命時期講起，沒有套話，沒有官話，與會者都聚精會神地傾聽著。
黃克誠針對社會上個別人對毛澤東的謾罵和醜化行為，從曆史的角度講述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功績，他又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他緩緩講來……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幾乎整個黨中央的領導人和整個社會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像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隻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這個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熱情地讚揚了湖南農民運動。這就使革命的共產黨員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中央提出搞武裝起義，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起義。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太近，隊伍在這裏站不住腳，便決定放棄占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又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對我們中國革命關係非常大。
總之，大革命失敗以後，毛主席在創建紅軍時期，為我們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很明顯，沒有他，沒有井岡山這麵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麼樣子。
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曆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功勞呢？現在有人講這段曆史，想用其他人來代替毛主席，好像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我說這完全是對曆史開玩笑！
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占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1936年的西安事變，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又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擔心我們打不贏，曾讓我們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讓我們交出武裝，改編為國防軍，以換取在聯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頂住了，提出“寸土不讓”、“一條槍也不交”的方針，並親自指揮了許多重大決戰，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決所有製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等，毛主席的決策都是正確的，這些情況同誌們都清楚，我就不詳細講了。
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些。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是必要的。
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記得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楊、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使人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認為，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具體的經濟建設工作中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提出了一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並且用對敵鬥爭的方式來處理黨內鬥爭，結果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他話鋒一轉，尖銳地指出：有些同誌把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黨犯的所有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曆史事實。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與社會原因。盡管這些亂子給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因此，在我們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老人家。
黃克誠鄭重指出：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財富，也留下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隻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澤東思想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或要批判毛澤東思想主要部分，我認為這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
我們要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現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個“信仰危機”的問題，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沒有出路。我看我們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輕率地毀滅自己的信仰。
意猶未盡，黃克誠坦誠直言：我的話可能對某些同誌是逆耳之言，請同誌們對於一個有幾十年生活經曆的老人的講話予以考慮，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個小時的講話中，會場鴉雀無聲。一陣沉寂之後，會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一直持續了好幾分鍾。
黃克誠的講話引起了轟動，被稱為“黃公講話”。有人說，好久沒有聽到這麼有見地的報告了；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過高級領導人這樣講話了。
但是，也有人不解地說：“黃克誠沒被整死就算是萬幸了，想不到他今天還講這樣的話。”
黃克誠聽到這種反映，非常嚴肅地說：“隻要我還能講話，就要這樣講。對於這樣一個關係重大的原則問題，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采取嚴肅鄭重的態度，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不能從個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出發去考慮問題，更不能對曆史開玩笑。”
人們聽了之後，不由得肅然起敬。
第二天，有人給黃克誠送來了講話錄音整理稿，建議他拿出去發表。黃克誠說，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講話，如果拿出去發表，一定要請中央的同誌審查。講話送到鄧小平的案頭，鄧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確指示：“此稿可以發表，請喬木同誌在文字上把把關。”
胡喬木看了稿子，做了一點技術上的處理，就交給新華社發了通稿。
鄧小平讚同黃克誠的觀點，他在同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同誌談話時說：“黃克誠同誌講，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讚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
黃克誠的講話公開見報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
許多黨員、幹部讀後熱淚湧流，給報社和黃克誠寫信。秘書就選了一些來信讀給黃克誠聽，聽著聽著，他擺了擺手說：“那些讚成的信就不要讀了，我就不相信都是眾口一詞的讚譽之聲，不可能沒有反對意見。”
當黃克誠聽說確有這樣的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說：“快讀給我聽聽，罵我的話也沒關係。”
於是，秘書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讀給他聽，讀到那些辱罵性的話時，秘書有點提心吊膽，他卻開懷大笑說：“有味道，實在精彩。”
黃克誠對秘書說：“能不能設法找到寫信人，以我個人的名義把他們請來，先請他們吃頓飯，然後和他們好好談談，我相信是能統一認識的。”
秘書按照他的意見，準備和當地有關部門聯係。這時，黃克誠說：“我想了想，覺得不能這樣做，如果通過政府部門去找，人家不明真相，還以為是給黃克誠寫信惹了大禍，給寫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帶來不好的效果。”
至此，此事隻好作罷。
“要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寫林彪的曆史”
黃克誠認為，對待曆史和曆史人物，包括那些開始革命後來走向反麵的曆史人物，都要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做出全麵的評價。
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如此，對林彪的評價也是如此。
他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問以後，1984年初，《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有關同誌寫了關於林彪的條目，送請他審讀。
聽完條目，他讓秘書再念一遍。
秘書又給他念一遍，聽完，他說：“林彪的條目不能這麼寫。這樣是不能向後人交代的。如果說熟悉林彪的人，我現在算是一個。也隻有我這樣的人說話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要說他一些好話。”
秘書說：“現在這麼寫是經過認真研究的吧？”
黃克誠說：“經過研究也不對，這麼寫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說，曆史上戰功也沒有反映出來。”這在當時，不要說年輕人，就是黨內的同誌也不敢這麼說。
“這樣吧，你去把他們請來，我要和他們談談，既然是百科全書，就應該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秘書很快通知了有關的同誌。於是在北京郊區他養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談話。
麵對這些搞百科全書的秀才們，黃老的話很有幾分沉重。說話有點慢，但卻是字字千鈞。
“你們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就要講幾句話，我也有責任講幾句話。我也是一個老同誌。你們寫的這個條目，需要修改。先說幾句題外話，你們寫人物誌，要學司馬遷，要秉筆直書，要對曆史負責。他在《史記》裏寫了一大群曆史人物。你們現在要用曆史的觀點，用曆史學者的態度，去評價曆史人物。不要用過去黨內鬥爭中開鬥爭會的那種過火的語言，揪出一個人就把他的曆史功績一筆勾銷了。不能隻看一麵，要看兩麵，要全麵地觀察，做出全麵的評價，寫出曆史的真麵目。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傳統說法的束縛，要打破這個束縛。”
他說這話的時候，手有些微微發抖，來這裏的同誌也有些緊張。
林彪在我軍曆史上是有名的指揮員之一。後來他犯了嚴重的罪行，是死有餘辜。在評價他的曆史時，應該分為兩節：一節是他在曆史上對黨和軍隊的發展、我軍戰鬥力的提高，起過的積極作用；另一節是後來他對黨、對軍隊的嚴重破壞，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這兩方麵都寫明確，不含糊其辭，才符合曆史事實。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我這個人是敢講點真話的。現在我也要說林彪幾句。”
“在這條釋文中，你們寫了林彪在曆史上擔任了什麼職務，這是必要的。但是在擔任這些職務時，他指揮了很多戰鬥。他和我早就認識了，井岡山會師，就見到了他。以後我們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觸。據我了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中央根據地指揮中央紅軍作戰時，他們手下有幾個著名的戰將，一個是彭德懷，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黃公略。伍中豪同誌犧牲得早，1930年就犧牲了。黃公略也在1931年犧牲了。紅四軍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創建的，成立紅一軍團後，紅四軍就是林彪指揮，他是紅四軍軍長。開始時一軍團三個軍，紅三軍軍長是黃公略，紅十二軍軍長是伍中豪，後來是羅炳輝。在這三個軍中，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林彪生前我這麼說，林彪死後我還是這麼說。有人說林彪不會打仗，這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不符合曆史事實。要承認這個事實。”黃克誠肯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