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總部收到鄭蘋如“得手”的電報後，卻複電馬上“放人”。原因是近衛文麿在日本算是“溫和派”，擔心一旦把他逼急了會變向強硬派一邊；另外，綁架其子未必能達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會引起日軍在上海進行大搜捕和大屠殺，致使更多無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麵得知近衛文隆“失蹤”後，滬西日本憲兵隊緊急出動，封鎖所有交通要道，特務機構也派出人員在租界內亂竄，四處打探。直到鄭蘋如與近衛文隆手挽著手“回家”，並得知他倆在客房“過夜”，日本頭目們才放下心來，認為是虛驚一場。
1939年8月底，一個星期六晚上，日本駐滬“總領事”在“領事館”的草坪上舉辦納涼舞會，這是一個小範圍、高規格的舞會，參加舞會的都是日本在滬的政界和軍界要人。鄭蘋如應早水親重之邀赴會。
舞會上，鄭蘋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豔麗“櫻花”，一個個搶著要與她共舞，鄭蘋如則有請必跳。在這次舞會上，早水親重不無得意地向鄭蘋如吐露了一件機密：日本方麵秘密派去重慶的人已經同國民黨的“二號”接觸了，“二號”表示願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鄭蘋如將二號人物汪精衛即將叛變的情報迅即密報重慶，然而，這一重要情報並沒有引起她的上司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鄭蘋如再次從日本駐滬高層人物處得到“可靠情報”：
汪精衛已同日本人“談妥事宜”，準備離開重慶“變節投敵”。鄭蘋如再次發出絕密加急電報：“獲悉大二號已與日本方麵勾搭，近日將有異動，務必采取行動加以阻止。”但是，這份絕密急電依然沒有引起重慶大佬們的注意。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國家的“二號人物”會投敵、當漢奸。但就在鄭蘋如的這份密電發出後的第三天，汪精衛突然“失蹤”，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公開發表投降日本的“豔電”後，重慶方麵才如夢初醒，但為時已晚。
刺殺
汪精衛的公開投敵叛國，使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遭遇了極大的困難。
曾任中統第三處處長的丁默邨和原中統幹事李士群在日本“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的引領下，拜見了日本特務頭目土肥原，呈上了他們組織偽特工機構的“上海特工計劃”。該計劃很快獲得日軍方麵的全力支持，並成立了“特務工作機構”，地址在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一批地痞流氓、烏合之眾網羅到一起，組成了一支漢奸隊伍。
1939年5月，汪精衛來到上海，和丁默邨與土肥原進行了秘密會談：承認丁、李的特務組織為汪偽政府的秘密警察，同意成立“特務工作總司令部”；汪精衛任命丁默邨和李士群為即將成立的偽政府內政部長、江蘇省主席。從此，丁、李特務組織成了日本侵略者與汪偽政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始全麵暗殺抗日誌士和抗日群眾。鏟除丁賊成了當務之急。
鄭蘋如接到總部命令，要她想盡一切辦法除掉丁默邨，以打擊日偽的囂張氣焰。鄭蘋如深感責任重大，她明白，想除掉丁必須了解他的行蹤、生活規律與愛好，要掌握這一切就必須接近他。好在鄭蘋如時常出入各種重要社交場合，早已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5月末的一天下午，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舉辦了一次高級別的“中日親善，東亞共榮”聯歡會。聯歡會結束後舉行了晚宴，鄭蘋如被安排在貴賓席包房，與丁默邨等日偽頭目觥籌交錯一番之後，丁默邨對鄭蘋如立時有了“好感”。臨別，丁默邨主動提出送鄭蘋如回家。
丁默邨沒有直接把鄭蘋如送回家，而是帶她到了霞飛路上的一家咖啡館。交談中，鄭蘋如得知丁默邨曾是她在民光中學上學時的校長，而當丁默邨得知鄭蘋如曾是民光中學學生時，就對鄭蘋如特別“親切”，兩人由此“稱兄道妹”，開始了交往，丁默邨隔三差五約鄭蘋如跳舞，喝咖啡，吃大餐。
然而，丁默邨每次帶鄭蘋如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保安十分嚴密的場所，一般人根本無法進入，要行刺他非常困難。有時說好去巴拿馬舞廳跳舞，最後去的卻是大華舞廳。有一次，鄭蘋如約丁默邨到一家他喜歡的咖啡館喝咖啡。可車剛到咖啡館門口，丁默邨馬上讓司機駕車離去，鄭蘋如問他為什麼，丁說，他發現咖啡店附近有三個神情不定的人站著，按他的職業習慣，有一種不祥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