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緊緊擁抱鄭蘋如，說：
“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們再結婚！”隨即駕著吉普車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駐守上海的最後一支中國軍隊西撤，上海淪陷，租界則成了“孤島”。
自“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打響，上海社會各界開始組建抗日地下機構，鄭鉞被任命為最高法院上海特區法庭最高檢察官，轉入地下參與抗日工作，並掌握著一台與重慶保持秘密聯絡的電台，對外則稱辭職在家養病。與此同時，鄭鉞同盟會時期的老朋友、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掌握中統實權的陳果夫找過鄭鉞，與其商量特邀鄭蘋如加入中統地下抗日組織之事並獲同意。
陳果夫特邀鄭蘋如參加地下抗日組織，是因為鄭蘋如有日本血統，從小生長在日本，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家屬中與日本高層人物有來往，了解日本人的各種習慣，加之她年輕、漂亮、有文化，是打入敵人心髒的最佳人選。1938年1月，陳果夫通過特別的途徑把鄭蘋如介紹給本家親屬、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調查統計室負責人陳寶驊，讓其把鄭蘋如發展到抗日“團體”中來。一天下午，陳寶驊把鄭蘋如約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一幢法式洋房內（這是抗日組織的秘密聯絡站）。鄭蘋如在這裏接受培訓，掌握了收發電報、射擊、密寫等特工必須具備的技能。
上海淪陷後，日本侵略者一邊大肆捕殺抗日誌士，一邊四處搜羅走狗漢奸。1938年1月起，日本侵略者在上海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血腥誘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名單中，就有鄭蘋如的父親鄭鉞。
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持貴重禮品“拜訪”鄭鉞，“邀請”他擔任正在籌建的偽司法部部長，被鄭鉞以患病為由拒絕。
此時已加入抗日組織的鄭蘋如正伺機打入敵人內部，故“自告奮勇”地表明願替父親為他們“工作”。憑借從小生長在日本，加上會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使日本人對鄭蘋如有一種親切感，凡與鄭蘋如打過交道的日本人都對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鄭蘋如在“日本人社交圈”裏如魚得水，建立了獲取情報來源的途徑與渠道。
鄭蘋如先後結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軍官、文職官員及高層人物。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她時常主動同他們“聊天”，約他們在日本俱樂部喝咖啡、喝清酒，還常常邀請他們到家裏做客，聽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鄭蘋如很快可以自由進出日本駐滬軍事部門等機構。掌管日本海軍情報的負責人小野寺信見鄭蘋如漂亮、聰明，便邀請鄭蘋如做他的翻譯，甚至把一些絕密資料交給她去翻譯。日本軍事報道部新聞檢閱室還特聘鄭蘋如為日軍新聞電台的播音員，駐滬日軍特務機關長片山大佐對鄭蘋如更是“關愛有加”，時常在重要會議或場合中將鄭蘋如帶進帶出，許多日偽高層人物視鄭蘋如為片山的私人秘書。
1938年12月初，鄭蘋如得到一份總部的密電：要她利用自己與日本方麵的特殊關係，綁架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的兒子近衛文隆，想以此通過外交談判逼日本退兵。
近衛文隆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長子。近衛文麿曾送他到美國留學，但近衛文隆在美國沉迷於吃喝玩樂，不思進取。無奈之下，近衛文麿隻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在1900年開辦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還專派了一個在該院畢業的日本人中山優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近衛文隆來到中國後依舊是我行我素，賭博、嫖妓、看賽馬，為所欲為。對日本駐滬的頭目們來說，近衛文隆想不想讀書並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亂來”和“惹事”會影響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衛文麿的談判代表早水親重深感“責任”重大，因為近衛文麿曾特別叮囑他看管好近衛文隆。百般焦慮中，早水想到了鄭蘋如，想讓鄭蘋如去“照顧”近衛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駐滬“領事館”舉行“日中和平聯誼會”，鄭蘋如作為嘉賓和翻譯出席。早水把鄭蘋如介紹給近衛文隆，讓他倆交朋友。鄭蘋如的美麗和高雅讓近衛文隆傾慕不已，經常打電話約會鄭蘋如。
一來二去，近衛文隆視鄭蘋如為“未婚妻”，對她口無遮攔，時常無意間說出自己聽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講者無意，聽者有心”，近衛文隆成了鄭蘋如獲取重要情報的來源之一。
一個周末的下午，鄭蘋如把近衛文隆約到巴拿馬夜總會“談情說愛”，借機把他灌醉後，帶到一家酒店客房“軟禁”。計劃由地下組織派人，通過水路把近衛文隆帶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