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下午：黃埔學生手足親情。從中常會出來，各機關首腦也紛紛打電話給我，向我詢問：目前情況下，應當如何應對。這中間，尤以黃埔同學的電話，最為迫切，他們要求我“立即發表講話”。我知道，黃埔軍校畢業生，都是我丈夫昔日親自教育、培養的軍隊骨幹，現在又擔任著各部隊的重要指揮員。既然他們堅持要我講話，我就不能推卻，於是，我索性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做了公開的演講。我除了轉述自己在中常會上的觀點，同時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變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學切勿妄加斷定。遇事一定要鎮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員長平常對待各位同學，一如對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變，正是各位謹遵師訓，報答校長的時候。我也說明，西安叛變者，已經有電報給我，我也回了電報給他們。委員長和張學良的共同朋友——端納，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這些叛變者看到全國民眾的反應，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隻要他們有悔悟之意，我們就應該打開談判的大門；假如他們有悔罪的誠意，黃埔學生就應該以寬大為懷，歡迎他們改正錯誤，既往不咎。當我精神和肉體遭受雙重壓迫之時，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藹齡）、我的二姐姐孫夫人（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以及我的其他親戚、朋友，也都過來全力慰藉我，他們的愛護之情，讓我永遠銘記在心。還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長，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長”之職，雖然他當時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但他始終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張。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變終於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縷曙光，並且確切地證明了我此前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端納從西安發來電報，報告了委員長的平安，而且說，委員長現在的住處，十分舒適，他正在旁邊照顧呢！這封電報同時表示：張學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長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過了不久，我又接到張學良直接發給我的電報，電文中不僅對我發出邀請，而且首次做出保證，說他雖然發動兵變，但絕對沒有危害委員長的意思……可惜，對這份電報，南京有些人認為：不可信！這些人認為：叛變部隊的計劃，往往異常險惡。端納的電報，很可能是叛軍故意假借端納的名義發出，實際是為了誘使孔部長和我，一起進入陝西，以便他們能夠再多扣押幾名重要人質，增加其日後的談判籌碼。對於此種推測，我表示“根本不信”。因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於兵變，避免內戰大規模發生，避免其他不懷好意的鄰國看笑話，我就必須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決。所幸者，孔部長與我的兩位姐姐，全都表示：願意陪同我一起飛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態度，真的讓我很感動。
15日：漢卿來電邀我入陝。15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納從洛陽打來第二通長途電話，這個電話，實在令我喜出望外。原來，十五日早晨，端納冒著惡劣的天氣，從西安乘飛機返回洛陽，就是為了從洛陽機場，直接打電話告訴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簡短的英語，概述了全局。他說，委員長並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納到達西安後，委員長已被允許遷入較舒適的房屋。委員長也開始與張學良直接談話，隻是他的怒氣仍未平息。不過，張學良已經當著端納的麵，鄭重表示：他決心隨同委員長一起回南京，因為他已經認識到，發動兵變的動機雖然絕對純潔，但這一兵變，確有錯誤。與此同時，端納也告訴我：張學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為他和他的部下，對我非常推崇雲雲。當然，端納也坦率告我：委員長囑咐說，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說法差不多。當晚，我和大姐夫聯係，不料，孔部長的醫生說，他的身體不好，不能飛陝；而且孔部長兼任代理行政院長，此時此刻，勢必難以離開南京。於是我立即打電話告訴端納，請他轉告張學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