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1908—2000），生於杭州，年輕時是“杭州第一美人”，在當時有“天下女子數蘇杭，蘇杭女子數映霞”一說，以一生中的兩次婚事都轟動全國而成為民國知名人物。
王映霞最初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鎖。“鎖”，由金、小、貝三個字組成，意為金家的小寶貝，學名金寶琴。童稚時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做孫女，易名為王旭，號映霞。王二南先生係南社社員，琴棋書畫俱精，滿腹經綸。
王映霞自幼承歡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潤物，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開的蒙館讀《三字經》，後入教會學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
杭州女師人才輩出，王映霞是她們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剛開始隻知道魯迅、郭沫若，後來才知道鬱達夫，並十分欣賞鬱的文才。一次偶然相識，使鬱達夫深深迷戀這位青春美麗的才女。經不住他的苦苦追求，1928年2月，兩人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婚禮，才子佳人，名動全城。那一年，她20歲，鬱達夫32歲。他們共同生活了12年，最終於1940年正式離婚。從相識相愛，到最終分手，王映霞與鬱達夫的這段愛情糾葛曾在文壇上紛紛揚揚掀起過不小的風波。
1942年，在重慶，經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介紹，王映霞與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經理的鍾賢道結為連理。1980年，與王映霞過了38年平靜婚姻生活後，鍾賢道病逝於上海，終年72歲。
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鬱達夫與王映霞的傳奇戀情，在民國時期的文人中傳為佳話，曾被譽為“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但不幸以悲劇告終……
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馬當路尚賢坊40號，鬱達夫穿著妻子孫荃從北京寄來的新皮袍登門拜訪老朋友孫百剛，在這裏，他第一次見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剛滿20歲的王映霞。
初遇王映霞，鬱達夫便有一見鍾情之感，而王映霞早在學生時代就已醉心於鬱達夫的作品，曾經讀過鬱達夫的小說《沉淪》，對文中的大膽描寫感到很震撼。此次遇見這位心儀已久的大作家，又見他如此殷勤，雖然自己此時已有婚約在身，對方也有家室，仍不免為之怦然心動。
不久，鬱達夫約王映霞在上海江南大飯店的一個房間裏進行了一次長談。王映霞提出了這樣的婚嫁條件：必須明媒正娶，組成一個屬於他們二人的完整世界。鬱達夫滿口答應，兩人的戀愛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兩人熱戀期間，鬱達夫曾寫給王映霞無數情詩，其中一首常為人傳誦：“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1927年6月5日晚，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舉行了訂婚儀式。6月10日，鬱達夫寫信把此事告訴了發妻孫荃。孫荃對此無可奈何，隻好選擇默認。
1927年六七月間，鬱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租房安家，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在王映霞的幫助下，鬱達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寒灰集》。在序言中，鬱達夫聲稱是王映霞“愛的火焰”，複燃了他這堆“已經行將熄滅的寒灰”。
1927年9月，鬱達夫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編成《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了。讀過這本書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鬱達夫當時的愛狂熱到了何種程度，他真的是不要名譽不要地位，什麼也不要了。1928年2月，才子鬱達夫抱得美人歸，王映霞也終於做了他的“自由女王”，兩人在杭州正式結婚。文豪柳亞子贈詩鬱達夫，稱兩人“富春江上神仙侶”，一時傳為佳話。
鬱達夫和王映霞確實有過一段神仙眷侶般的婚姻生活，日子過得甜蜜豐裕。王映霞在自傳中曾提到：“當時，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1929年11月間，王映霞生下了長子鬱飛。一年半後，又生了第二個男孩鬱雲。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開支隨之劇增；此時已隱居於富陽的孫荃母子的生活開支，也要靠鬱達夫寄錢去接濟，經濟日漸拮據。
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提議下，鬱達夫和她回杭州居住。鬱達夫花1700元買下了玉皇山後30畝山地，開始修建自己的新家。據王映霞回憶，新家在“1935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萬五六千元”。建成後，還“塗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充滿了東方建築的古典神韻，鬱達夫特意給它取了一個極富情調的名字：風雨茅廬。
1936年，鬱達夫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南下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兼宣傳室主任。但就在這之後，鬱、王兩人的感情急轉直下，這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直接關係。1937年底，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江軍政機構紛紛南遷，省教育廳遷到浙南的麗水。為躲避戰亂，王映霞攜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陽避難，後來到麗水，與許紹棣比鄰而居，兩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時許紹棣的妻子剛病逝不久，他獨自帶著3個女兒生活。許紹棣對王映霞傾慕已久，平時對她關懷備至，多有照顧，引起了許多風言風語。王映霞還積極牽線搭橋，把與徐悲鴻有過戀情的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棣，促成許孫二人結為秦晉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