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在福州聽到王映霞與第三者關係不正常的流言，心裏非常憤怒。1938年3月，鬱達夫應郭沫若的邀請離開福建到武漢工作，就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並兼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不久，王映霞也來到武漢。
一天，鬱達夫回到家中，不見王映霞，卻意外發現了許紹棣給王映霞的幾封信，便斷定王映霞仿效卓文君與她的“司馬相如”私奔了。鬱達夫性格衝動，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鬱達夫謹。”實際上，王映霞隻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裏去了。翌日，當王映霞在《大公報》上看到鬱達夫的“尋人啟事”時，不禁勃然大怒。鬱達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趕往曹家請她回去時，王映霞說：“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的啟事。”經過朋友的從中調解，鬱達夫和王映霞捐棄“前嫌”，決定和解。鬱達夫不得不又在報上刊登了王映霞擬就的“道歉啟事”：“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並在登報尋找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1938年，鬱達夫應《星洲日報》的邀請，帶著王映霞和兒子鬱飛一同來到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遠離祖國，並沒有讓鬱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狀況有所改變。王映霞因為不堪夫妻關係愈來愈惡化，一度隻身遠赴印尼廖內島的一所學校擔任教員。因不習慣島上的艱苦生活，一學期後又返回新加坡。然而，鬱達夫不久後做的一件事，終於把他們的婚姻推向了墳墓。
1939年，鬱達夫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著名的《毀家詩紀》，包括有詳細注釋的19首詩和1首詞。鬱達夫公開披露了他與王映霞之間的情感恩怨，並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對他的背叛是導致毀家的重要原因。
鬱達夫在《毀家詩紀》中對王映霞的報複和責難，震動了文壇。郭沫若曾經談到：“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著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說不定還要發揮他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還要暴露自己所愛的人？”鬱達夫發表《毀家詩紀》，讓王映霞下定決心與他分手。王映霞始終否認鬱達夫在《毀家詩紀》裏加在她頭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她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鬱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鬱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1940年3月，王映霞與鬱達夫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這對曾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就這樣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晚年曾回憶說：“我離開鬱達夫，拎了一隻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鬱達夫也不送我出來，我知道他麵子上還是放不下來。我真是一步三回頭，當時我雖然怨他和恨他，但對他的感情仍割不斷；我多麼想出現奇跡：他突然從屋子裏奔出來，奪下我的箱子，勸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變了……”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前夕，鬱達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蘇門答臘。為了掩護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經朋友介紹，鬱達夫與華僑女孩何麗有結婚。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兩個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幾名日本憲兵突然秘密綁架了鬱達夫，並在9月19日將其槍殺……
鬱達夫對於王映霞可謂“一見傾心”，幾乎達到狂熱的地步，究竟有多狂熱，從他當年的日記就可窺其一二。
1月15日晚上至杭州同鄉孫君處，還以《出家及其弟子》譯本一冊，複得見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韻樓遊，人多不得暢玩，遂出至四馬路豫豐泰酒館痛飲。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以後當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為舊曆之十二月二十二……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後隻有十天了，我希望二十二這一天，早一點到來……殊不知我又在為王女士顛倒。
1月27日昨晚上醉了回來，做了許多夢。在酒席上，也曾聽到了一些雙關的隱語，並且王女士待我特別的殷勤，我想這一回，若再把機會放過，那我半生就永遠不再能嚐到這一種滋味了，幹下去，拿出勇氣來幹下去吧。……若能得到王女士的愛，恐怕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一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