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天豐（1922.9—1987.12），陝西安塞人，北京教學儀器廠（現北京長城航空測控技術研究所，簡稱中航工業北控所）首任黨委書記。1936年9月參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陝西省安塞區文化委員、青年主任，延安陝甘寧邊區青救會文工團團員，延安縣烏洋區牡丹區青年主任、抗聯主任，延安縣合作社會計，延安中央黨校五部學習，陝甘寧邊區保小會計，延安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科員，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經費科長，西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局辦公室副主任，中央教育部計劃司科長，武漢教學儀器廠黨總支書記兼廠長。1962年3月任北京教學儀器廠黨委書記。1983年7月離休，1987年12月去世。
1962年鍾天豐由武漢教學儀器廠調入北京教學儀器廠工作，並組成了工廠新的領導班子，鍾天豐任黨委書記。
當時國家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上級下達了一係列精簡、壓縮的指示。教育經費大幅度削減，用於配備教學儀器的經費支出也陡然下降，1961年下達的產品產量控製指標僅僅有100萬元。把教學儀器的生產產量壓到了曆史最低水平。鍾天豐麵臨的形勢非常嚴峻，企業麵臨著嚴重虧損的局麵。
為了扭轉企業虧損，渡過暫時的困難，廠黨委在鍾天豐的帶領下，果斷采取精簡節約、緊縮經費開支的措施。重新安排生產計劃，依據部撥經費的可能來確定產品的產量，力爭企業的收支平衡。同時，把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放到首位，在生產管理上決定把全部產品重新設計或者經過嚴格審核圖樣後再進行投產，以此來減少浪費；全廠開展按計劃、按圖樣、按工藝的“三按”規定進行生產，加強產品質量檢驗，產品質量有明顯提高。北京教學儀器廠經過整頓後生產的三用光譜儀、三相電機模型和低壓電源等產品，受到了廣大用戶的好評，這些產品還參加了全國新產品展覽，受到了很大的關注。
與此同時，鍾天豐根據廠裏的實際情況，組織有關部門進行了清倉核資工作。查清了“大躍進”中造成的積壓、浪費。通過清倉核資，摸清了廠裏的家底。
1962年，北京教學儀器廠麵臨著又一嚴峻考驗，根據上級要求，北京教學儀器廠要大規模精減人員，由在冊人數1951人精簡掉1321人，加上技工學校學生畢業後另行安置工作在內，總計精減約2000人。黨委書記鍾天豐帶領廠領導班子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深入群眾，促膝談心，及時了解廣大職工的思想動態，經常加班到深夜，有時帶病堅持工作。通過大家的努力，全廠職工從全局出發，積極響應廠黨委提出的“走的歡心，留的安心”的號召，含著眼淚離開了工作崗位，有的安置在本市、有的返鄉務農，被精簡的百名家屬工不計較得失，放棄了工作，回家搞家務勞動。
1964年教育部依據各廠產品結構的調整，決定撤銷教學儀器廠的一個學科產品———光學儀器，將原光學車間的人員、設備、材料全部調往南京教學儀器廠。同年成立教學儀器研究室，地址設在廠內，6月17日開始工作，使教學儀器生產邁上一個新台階。
在黨委書記鍾天豐的帶領下，教學儀器廠貫徹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針，經過精兵簡政、扭轉虧損，全廠職工經受了鍛煉，提高了幹部和工人的素質，在生產、技術管理上，建立起一整套的管理製度，加強了企業管理的基本建設，產品質量有了顯著的提高，北京教學儀器廠的生產走出了低穀，逐年有所提高。生產品種範圍，由原生產初、高中用的教學儀器發展到生產一些大專院校和研究單位需要的比較精密的儀器。主要產品有：研究所的光幹儀；高等院校實驗儀器三用光譜儀等；中等學校的光、電及力學教學儀器；自製設備、台車、台鑽、電機等。此外還接受了北京市分配的軍工任務，生產37高炮瞄準具的部件、零件、組裝。
1965年試製新產品6種，改革老產品8種，樣品鑒定5種，生產產量共127568台（套），商品產值510.87萬元，實現銷售收入499.42 萬元。1965 年可以說是北京教學儀器廠的黃金年，廠區建設已完整配套，生產持續穩定增長，經濟情況明顯好轉，曆年拖欠的銀行貸款也已還清，年利潤總額實現37.7萬元。北京教學儀器廠後改名為長城機械廠，歸航空研究院領導，1984年改名為航空工業部測控技術研究所。
鍾天豐始終以一名黨員的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以事業為重，全力推動單位的改革，在他的領導下北京教學儀器廠在建設和發展上都取得了顯著成績。
鍾天豐於1983年7月離休，1987年1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