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文學湧起了一個高潮，那陣勢就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學複興，白話的、傳統的、現代派的。那時的現代派作家像今天的新潮作家一樣鼻孔朝天，不可一世，曾有一家出版社把那時的現代派作品結集出書，我看大吃一驚，思想與文字的膚淺，猶如奶油小生翻跟頭。而慣用現實主義手法的魯迅先生，僅一篇《狂人日記》，就蓋過那時全部的現代派；僅一篇《傷逝》就便當時文壇所有的情感小生相形見絀。
至今我寫小說技窮之時，還要把魯迅的小說翻出來細細咂摸。
問：魯迅的小說寫得很棒，可為什麼他後來隻寫雜文卻不寫小說呢？
答：這也是我對魯迅小說創作的疑惑和遺憾。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探討過這個問題．說魯迅在剛趨成熟的早期能寫小說，到後來思想成熟的鼎盛時期，竟然就寫不出小說來，是否與思想過於成熟有關。有人立即反詰，說魯迅麵對那樣使他憤怒的時代，不會耐煩創作，而隻能是選擇投槍式的雜文來戰鬥。
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單純用戰士或鬥士的角度看魯迅有失偏頗。一個作家思想過於成熟竟寫不了小說，使我對所謂的思想感到恐懼。我甚至大膽地揣度魯迅在後來日子的心理狀態，他一定為寫不出小說而焦急和焦慮過。
不過，魯迅對雜文的貢獻可以平衡小說創作，那真正是作家寫的雜文，排除所有的思想內容我還是百看不厭，因為還有文字的精彩，這也是我看到過的非小說中最精彩的文字。
問：魯迅對當時的中國國民說過這樣兩句話“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你認為這是魯迅對中國人充滿了希望還是絕望？
答：你就是傻瓜，也能看出這是充滿了絕望。魯迅先生對麻木的國民實在是痛恨之極，同時又無可奈何地覺得太可憐了。這在魯迅的小說和文章裏也能看出這種意思，當一些革命誌士為被壓迫的同胞挺身而出，並獻出生命之時，國民們卻盼望屠刀砍下人頭，去蘸個血饅頭來治病。正是出於此種憤怒，魯迅在給青年人開必讀書時寫下“一本中國書不讀”的驚世之言。魯迅實在是把中國人看透了，他臨終之前最擔憂的一件事就是怕他死後被人利用。但不幸的是他大概是死後被利用得最多的一個人。
文學的痛腳
問：我認為中國作家基本上沒有敢說實話的，我泣看過你的作品，但我想用不著看也能猜得出來，你照樣也不敢說實話！你認為呢？
答：我從寫作那天起，就不斷地聽到這種咄咄逼人的問號——你們作家敢說實話嗎？你們作家有膽量說實話嗎？我總覺得，以敢不敢說實話和以有沒有膽量來論作家的優劣，是文壇的悲哀；當然，作家要是確實沒有膽量敢說實話，這是更大的悲哀！（掌聲）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們是從一個隻要少喊一句萬歲就是反革命，多喊一句萬歲的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隻要是講人性就是資產階級；隻要是講愛情就是思想不健康；隻要是給領導提點意見就是反黨；隻要是在日記上發幾句牢騷就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就能判刑坐牢甚至槍斃的時代走過來的！如果在當年，就你提的這個問題，還沒等散會，專政隊就能把你提起來，先打你個皮開肉綻，然後五花大綁拖出去遊街。今天的情況，對我們飽經風霜的人來說，已經是天翻地覆了！
當然，對你們這些年輕的，沒經過那個恐怖時代的人來說，這還是遠遠不夠。但是，我們正走在改革開放的半路上，你指望我們的實話能說到什麼程度？你認為我們說到什麼程度就算是說實話？
問：有很多作家，特別是老作家說他們是為了祖國的前連和命運，或是為了革命和鼓舞人民前進什麼的，才拿起筆來寫作的，請問，你是為什麼才寫作的？
答：我感到中國作家的腦袋是全世界最沉重的，這個沉重並不是說中國作家的腦袋質量重，而是裏麵裝著太多的載體。他們沒有自己的愛好，沒有自己的興趣，甚至都沒有自己的生活。他們寫任何一篇文章，寫任何一句話，都要從一種責任和意義出發，壓根就沒有文學本身的遊戲精神。
細細觀察，所有的中國人也都是活得這樣沉重和莊重。農民拿起鋤頭，說是為支援改革多打糧；學生讀書，說是為建四化讀好書，將來成為有用人才；掃大街的拿起掃帚，說是為了世界更美麗；踢足球，打排球，玩乒乓球，目的也是為祖國爭光；連聽誰一段相聲或是一個故事，也會感慨萬分地說受了很大的教育。強烈的使命感壓迫著人的一切行為，無論做什麼工作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他的選擇是意義，而不是自己的愛好，我認定這是一種思維的扭曲，實際上任何一個作家最初創作的動機都是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決定的。
如果那些老作家們確實是為了祖國的命運，在那水深火熱的年代，直接端起衝鋒槍或是甩手榴彈更有意義，何必坐那裏爬格子，用毛筆或自來水筆打日本鬼子，速度太慢了！（笑聲）我今天寫作，完全可以說是為了改革或是為了祖國什麼的，但我就是愛好文學，除此以外我幹什麼都覺得沒意思。我說這些就是提醒一個事實，不強調或尊重一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什麼工作也幹不好。（掌聲）問：為了個人的璺好寫作是渺小的，為了祖國或人民寫作才能煥發出宏大的激情，你不這樣認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