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也。其父梁寶瑛，祖父梁維清，雖一生未曾出仕，都是地方鄉紳。這梁啟超呢，自幼就十分聰明，四歲就跟了祖父梁維清識字讀書，接受啟蒙教育。梁維清雖未獵取過功名，卻確是個博學之士，對中國傳統的古籍，十分了解，經、史、子、集，無不爛熟於心，又特具愛國之情，他經常給年幼的梁啟超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講嶽飛抗金的故事，講文天祥抗元的故事，教梁啟超背誦嶽飛的《滿江紅》和文天祥的《正氣歌》等。這些悲壯的激動人心的詩篇，梁維清施行的家庭教育，在梁啟超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從小立有大誌，要像嶽飛、文天祥一樣成為濟世的英雄。十二歲中了秀才，少年登第，更是讓他躊躇滿誌，從此潛心鑽研八股，足不出室，“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後入廣州學海堂讀書。這學海堂乃為前任兩廣總督阮之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所授盡是八股文，久而久之讓梁啟超產生了厭惡之情。參加鄉試，名列第八名而作了舉人。盡管飛黃之兆已現，但梁啟超卻實在提不起興趣來，赴京參加了會試，名落孫山。此刻康有為以一介布衣，卻約了各省士子發起“公車上書”，康有為的思想，讓他分感動。因此，他竟是棄了功名不顧，追隨了康有為，做了康有為的學生。他應了譚嗣同之邀，從上海來到了湖南，做陳寶箴創辦的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因為梁啟超的到來，湖南的維新浪潮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梁啟超來到湖南不久，就在南學會做了一次演講，王先謙和陳寶箴一起聽了演講。
梁啟超說：“中國要強盛，必須要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法，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圍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闊製，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
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縛之，馳騁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他宣傳民主、民權，把曆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高呼“伸民權”，“實行君主立憲”。
卻說王先謙聽了梁啟超的演講，開始尚能聽得進去，慢慢地聽到梁啟超鼓吹要廢除君王，大罵中國曆朝曆代的皇帝為“民賊”，嚇得兩腿發軟，“天啦，這不是造反了？”竟從座位上滑了下來。
“不好啦，不好啦，先生出事了。”
見了王先謙如此，講堂秩序大亂，嶽麓書院一個叫做賓鳳陽的學子率眾衝了上去，將梁啟超的講台，翻了個底朝天。
“打倒逆賊”、“打倒維新”，繼而他帶頭高呼了口號。華生也在場。他沒有跟賓風陽衝上去，也沒有去高呼口號，隻是靜靜地蹲在先生的身邊，用手替先生擦摩著太陽穴，他把王先謙輕輕地扶了起來，又替他拍打了身上的灰塵。“反了，反了，反啦……”王先謙慢慢地蘇醒過來，嘴裏卻一直喃喃地叨嘮，“反了，反了。”
“怎麼啦，先生，什麼反了……”華生焦急地問了起來。
因為王先謙的突然倒地，梁啟超的演講，尚未入高潮便隻得草草收場。王先謙終於明白，原來康、梁的所謂維新變法，竟是和叛逆的太平天國一樣，就是要造反，這可是萬萬使不得的呀！第二天，他找到了陳寶箴，聲明退出南學會，“這哪裏是人做的事，實是畜生所為也！”他憤憤地離開巡撫衙門，卻大罵了康、梁一頓。回到山齋，賓鳳陽糾集數十名嶽麓的士子作了《上王益吾院長書》，說：“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把康、梁視成洪秀全，喻成洪水猛獸，賓鳳陽所書，此刻正中了王先謙的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