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茲訓令你和他們會商和合作，除在特殊的事件中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和他們分道揚鑣者例外。”但是，美國擴張主義者是決不會滿足於這種“小夥伴”地位的。他們要求實行獨立的對華政策，反對一味地依附英國。正如亨利·洛奇所說：“整個歐洲都在中國擴張，如果我們不在東方確立自己地位的話，那麼，未來可以給我們帶來財富的巨大貿易，以及有希望找到對我們至關重要的新市場的廣大地區，都會實際上對我們永遠關閉。”在美西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迫切感受到調整對華政策的必要性，因為在亞洲，列強瓜分中國的活動已嚴重威脅了美國的在華利益。
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導致“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在甲午戰爭後，中國麵臨著被列強蠶食鯨吞的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繼1895年日本占領旅順口後，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則占領了大連和旅順。
英國則強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租借到廣州灣。這樣以來，中國東北處以俄國的控製之下，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及雲南的一部分為英國所掌握，廣西、廣東和雲南的一部分被法國視為禁臠，日本則控製了福建和台灣。中國被分割為許多外國租借地、保護領地和勢力範圍，無疑會影響到美國和中國的貿易，美國政府自然不會無動於衷。
1898年底，麥金萊總統表示要采取與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相適宜”的一切手段，以維護美國在中國的巨大利益。
麥金萊所宣稱的“適宜的”手段就是不久出台的“門戶開放”政策。
美國政府選擇這一政策的原因，概括說來主要有以下三點：其一，當時美國僅有10多萬人的常備軍，它缺乏與英、俄、德、法等列強相抗衡、角逐的軍事力量；其二，19世紀末的美國已上升為頭號資本主義經濟強國，它完全有能力以競爭的方式實施其利益擴張，而毋須訴諸武力；其三，當時列強在華勢力大致相當，彼此間矛盾重重，各不相讓。其中，英俄矛盾、日俄矛盾格外突出，而英國在中國所占的經濟貿易優勢，使它決意維持列強在華均勢，以免任何國家危及其利益。
早在1898年初，英國就要求美國與它一起發表聯合宣言，共同倡導在中國實行貿易機會均等。但美國以有悖於傳統外交政策為理由而加以拒絕，其實，美國當時正處於美西戰爭前的緊張準備階段，一時無力顧及中國問題。1899年4月英國第二次提出英美合作的建議，美國又以與過去相同的借口予以拒絕。而真正的原因是美西戰爭已經結束，美國大獲全勝，開始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對中國素有擴張野心的美國不再願意亦步亦趨地追隨英國，而要獨立地提出外交政策了。
雖然如此，但是在美國製定門戶開放政策的過程中，有兩位英國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位是英國議會議員查爾斯·貝雷斯福德勳爵，他在1899年初代表英國商會出訪日本和中國。歸國途中，他在紐約商界發表演講，大力宣傳開放中國門戶的主張，並致函美國新任國務卿約翰·海，表示“對美國和中國的利益來說，維護門戶開放政策是絕對必要的。”另一位是賀壁理（即艾爾弗雷德·希皮斯利），此人自1867年來華，在中國海關任職達41年，積極支持開放中國門戶的主張。他和約翰·
海的遠東政策顧問柔克義（即威廉·羅克希爾）相交多年。1899年，賀壁理在美休假期間和柔克義就美國對華政策多次進行討論，並與國務卿約翰·海會晤。他和柔克義都認為，由於美國尚未卷入列強瓜分中國的角逐，它比起英國來更能主動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他們的建議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恰好在這個時候，美國得到了一個獨立闡述其對華政策的“天賜良機”。俄國侵占旅順與大連後，招致其他列強的強烈不滿，沙皇為避免孤立，不得不於1899年發布大連為自由港的敕令。同時，俄國為拉攏美國，又假惺惺地表示願意與美國一起采取步驟，維護中國的獨立地位。沙皇敕令給美國發表門戶開放政策照會提供了適宜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