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戰歸來的羅斯福未及解下戎裝，便以這次戰功獲得了共和黨的提名，參加紐約州州長競選並取得了勝利。在1899年就任州長後，他迫使州議會通過了對各公司所享受的特權予以征稅的法令。他還設法進行其他方麵的改革，如進一步將文官製度與政治分開，限製婦女、兒童的工作時間以及禁止資本家對勞工的虐待行為。他的改革政策招致共和黨內保守派人士的激烈反對。該州黨魁托馬斯·普拉特和政黨核心小集團的一幫政客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決心要把這位極難駕馭的年輕州長拿下來。於是，他們在1900年的大選中，把羅斯福捧抬出去當了一個有職無權的副總統。沒想到他們是弄巧成拙，在麥金萊突然遇刺身亡後，羅斯福旋即“承繼大統”，升任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這雖然使他那個黨內的保守派懊惱沮喪，後悔不迭，但羅斯福入主白宮的意義卻非常重大，使美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實際上意味著現代美國的誕生。
投向托拉斯的“巨型炸彈”
羅斯福在1901年3月4日就任副總統後，在參議院主持了5天的特別會議，研究批準總統提出的各項任務。這項任務完成後直到12月份國會開會之前這段時間，作為副總統，他已沒有其他要做的公務了。
於是，他一邊有計劃地埋頭於法律研究，一邊又不斷地外出度假、進行漁獵和登山探險活動。9月13日，當他得知麥金萊遇刺後生命垂危的消息後，立即趕往布法羅。第二天淩晨，麥金萊去世。隨後，由聯邦地方法院法官約翰·墨茲爾主持，年僅42歲的西奧多·羅斯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一位最年輕的總統。
羅斯福入主白宮後所麵臨的處境並不令人樂觀，但他對此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他寫道：“這樣就任總統之職，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如果為此而感到害怕，那就更糟糕得多了。”羅斯福盡管年輕，但已經是一位判斷敏銳、處事練達的政治家了。在讚美他的那些美國人心目中，他集許多奇妙經曆於一身———既是西部牛仔、警察局長，又是戰鬥英雄和為永恒正義而奮鬥的戰士。他那呲牙咧嘴的笑容，他那充沛的精力，他那力圖消除弊政的改革聲音，使人不能忘懷。
羅斯福是一個信念堅定而又固執己見的人。就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他的道德是積極性的，但卻很不精細；他從來不曾對任何問題的是與非猶豫過，而且認為，與他意見不同的人不是壞蛋就是笨蛋。”然而，在另一方麵，羅斯福並不墨守成規，善於見機而行，在政治上抱有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在他上台後，周圍有一批心懷疑懼、很不友善的黨魁在監督著他。這中間最難對付的是共和黨的頭麵人物，如前總統麥金萊的顧問、國會參議員馬克·漢納，羅得艾蘭州國會參議員、華爾街的公開代言人納爾遜·奧爾德裏奇，威斯康星州國會參議員約翰·斯普納，眾議院議長約瑟夫·坎農等，這些保守派控製著國會，極力維護各工業、金融和鐵路公司那些企業家集團的利益。羅斯福認為，當務之急是站穩腳跟，樹立權威，他決定暫時和他們合作。於是，他宣布將繼續執行麥金萊的政策，並保留內閣原班人馬。顯然，羅斯福正在摸索自己的道路，並為1904年競選連任做準備。他謹慎小心，盡力與保守派和睦相處。1902年8月，羅斯福去羅得艾蘭州奧爾德裏奇的家去拜訪他；在長島的奧伊斯特灣與共和黨的主要參議員交換意見。協商的結果，羅斯福保證基本上不觸動保護關稅製度及貨幣製度；作為交換，參議院的領袖們讓羅斯福在其他問題上行動自由。
羅斯福深信，作為總統，他有兩項重要的職責，一是充當美國人民的道德領袖，指導美國的健康發展；二是增進國民利益以對抗各種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希望能夠公平對待一切階級，並因此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而進行立法。他目睹暴發戶的工業大亨、金融家和鐵路投機商的庸俗和貪得無厭，對他們一味追求財富而不顧社會道德和正義的行徑深感義憤。可是，他的出身、經曆和地位，又使他不能背棄自己所在的那個階級。他力求加強政府，使它成為一種調解社會矛盾的中間力量，他相信，隻有組織起來的政治力量，即政府，才能應對工業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同時，他又強調，必須在社會秩序和製度穩定的基礎上，進行漸進的改革，他反對人們趨於極端，“他害怕暴民如同害怕豪富的巨凶一樣。”
羅斯福與他的前任麥金萊不同，他認為總統不應聽從國會的領導，“做國家的需要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除非這種行動為憲法和法律所禁止，這不僅是總統的權利，而且也是總統的責任。”麥金萊一直滿足於對企業界和政界盡量放手不加過問，羅斯福則對這兩個方麵的種種現有慣例強烈不滿，要求予以改革。1901年12月他在致國會的第一份國情谘文中，特別強調了他對托拉斯的改革主張。他說：“美國人民現在有一種普遍的定論，就是：那些號稱托拉斯的大公司，它們活動的某些方麵和它們某些發展趨勢對於公眾利益是有危害的……如果發現有從事州際貿易而且持有執照的公司竟然從事違反公益的活動，就應該對它們加以管製。凡是有誌於整飭我們社會的人，就應該像傾全力去消滅社會上的暴力犯罪現象那樣，去消滅商業界的欺詐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