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一批經過挑選而組成的敬業的教師隊伍。私立學校，經費主要靠自己解決，聲譽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提升，因此，它的壓力大，也有更多的危機感。這樣，它不得不考慮任課教師的選擇，以保證教學質量，贏得社會的認可，使之得到更大的發展。私立學校，特別是一些名校，大都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除了校長由本人擔任外，教員一般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如陳潤霖就親自選聘教師，他堅持“五不”的選聘原則，即“不用私人，不循私情，不拉關係，不管派係，不受禮物”，“用人唯才”與“用人唯賢”。對挑選出來的教師，他特別器重，以禮聘之，以誠待之。徐特立挑選教師也非常慎重。他指出教師要有良好的思想與工作作風，不能在學校搞派別活動，要專心於教學。他對有真才實學、作風樸素的人，非常尊敬，而對那些不學無術、拉幫結派的人，一律拒之門外。他指出，“校長無變更，斯計劃無改易，如有所舉，計必成之”；“教職各員，多以義合，凡關校務，皆願盡力，學生功課，督責尤嚴”。顯而易見，校長與教師的敬業和嚴謹持教，這是私立教育得以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再次，國民政府與省政府所采取的鼓勵政策以及一些政府官員對興學的重視，也促使私立教育得到了發展。如國民政府兵役製度規定，在校學生可緩征兵役；政府對祠堂廟宇產業提取學捐，一些地方士紳為保住宗族祠產而興辦學校。省政府在民國元年就提倡“廣興族學”，規定各族族長、族正和族眾如有阻撓辦學者，予以罰金；認真辦學者，予以名譽上的獎勵，對於辦學成績優秀的私立學校還給予一定的經費補助。在民國時期，譚延闓督湘，熱心教育，朱經農任教育廳長11年多，他對湖南教育事業的建樹，包括對私立教育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都是有史為證的。
第四，與湖湘文化的長期熏染以及受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分不開。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其基本精神是：憂國憂民、愛國愛鄉、濟世安邦、講究實際，革故鼎新、樂於奮鬥、堅忍不拔、敢為天下先等。在湖南私立學校的創辦人尤其是一些私立名校的創辦人身上，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體現得非常充分的。徐特立、朱劍凡、胡元倓等人毀家興學，無不受到當時“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他們興學，就是要為國育才，以興學救國。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他們千方百計籌經費，選教師，大膽改革，費盡心血，吃盡千般苦，但從不後悔，這些都可以說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具體體現，或者說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其興學過程中的一種學術傳承。
再者，湖南的私立學校辦得最富生氣之時，那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勃興之際。私立學校的創辦者，特別是一些名校的創辦人，大多從海外留學歸來，他們帶來了西方的辦學新理念、新方法，並且樂於在教學活動中加以貫徹。在學校初創時，又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因而他們的辦學熱情更加高漲，教學改革新風蔚然而興。可見，湖湘文化的熏陶，新文化運動的推動，這也是私立學校興盛的一個原因。
近代國人自立私立中學
近代意義的私立學校始於清末，貫穿民國年間，解放後才與公立學校合並。根據創辦者的不同，主要分為兩大類。
教會辦的私立學校
近代意義上的私立學校最早由教會創辦，起源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成為外國傳教士宣傳宗教的最為有力的手段。早期教會學校以初、中等教育為主，以宗教教育為主要目的。傳教士往往利用提供食宿、衣服等生活條件，召集貧苦人家的孩子或流浪兒進行教育。課程以傳播福音為主，輔以極少數簡單的讀寫算知識，如1844年，美國長老會在寧波開設崇信義塾；1864年狄考文、朱麗婭在山東創辦蒙養學堂；即便是後來組成燕京大學的潞河書院、彙文大學，在19世紀創辦時都是小規模的小學。
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國門打開，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自然科技知識和外語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清政府頒布法令，規定在科舉考試中添設算學科，教會開始設立中、高等院校。如1879年上海，梵王渡英語專科學校（聖約翰大學前身），1889年的彙文書院和1881年上海所設的中西書院等。
20世紀初，科舉製廢除，新教育製度頒布實施，教會學校形成與中國新式學堂相競爭的局麵。傳教士投入熱情很高，日趨集中高等教育，許多原有中學升為高校，如1911年南京彙文書院和宏育書院合並而成南京金陵大學，1915年設金陵女子學院；1910年建校的武昌大學；1902年幾所教會大學（濰縣文學院、青州文學院、濟南醫學院）組成的山東基督教大學，1915年改名為齊魯大學；在華北協和大學和北京彙文大學基礎上建立的燕京大學，都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