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康熙過從甚密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這樣描述康熙的生活用度：從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無數的財寶來看，由於他的國家遼闊而富饒，他無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簡單而樸素的，在帝王中是沒有先例的。實際上像康熙皇帝這樣聞名天下的皇帝，吃的應該是山珍海味，用的應該是適應中國風俗的金銀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滿足於最普通的食物，絕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飲食上從未看到他有絲毫鋪張浪費的情況……冬天，他穿的是用兩三張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縫製的皮袍……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絲織品縫製的禦衣……陰雨連綿的日子裏，他常常穿一件羊毛呢絨外套，這種外套在中國被認為是一般的服裝。在夏季，有時看到他穿用蕁麻布做的上衣，蕁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東西。除了舉行儀式的日子外，從他的裝束上能夠看到的唯一奢華的東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簷上鑲一顆大珍珠。這是滿族人的生活習慣。
據載，康熙二十九年宮中用度，木柴七八萬斤、紅螺炭百餘萬斤，而明代分別為二千六百萬斤和一千二百萬斤。
康熙四十九年理藩院接待外藩賓客費用從八十萬兩減至八萬兩。康熙末年，光祿寺吃食錢糧（宮中飯費）每月最少隻有六七百兩，最多不超過四千兩。自古以來，特別是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沒有一個君主帝王，有如康熙這樣的大胸懷、大氣魄、大手筆，有如康熙這樣身體力行地尊崇“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尚儉愛民的信條，這正是康熙身上鳳之銳氣。
與蠲免同時，康熙大刀闊斧地進行賦役改革。為了均平賦役、防止舞弊、減約征收，真正減輕人民負擔，以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產，康熙摸索著先後實行了各種辦法。
康熙二十六年，頒布《簡明賦役全書》，書中隻載切要專案，賦役數目刪去奇零尾數，使人一目了然，蠹吏難於作弊。
在賦役征收上，最初沿用順治易知由單（納稅通知單），提前明示小民應納稅糧多少，以防官吏私派。後因官吏指稱印費勒民，於康熙二十七年停止刊刻。翌年，將分限征收錢糧的二聯限票（串票）改為三聯限票（串票）。原來清朝將稅戶實征錢糧按月分為十限，起征日發給限票，完納一限截一票，未截，按數催追。限票分兩聯，官印鈐中，官民各執其半。奸吏征收時常常借稱核對，將納戶一聯強留不給，以完作欠，以多作少，貪汙舞弊。而三聯限票一存州縣，一付差役，一給納戶執照。納戶完納後若不給票，“許民間首告，以監守自盜論”。康熙三十九年又實行征糧滾單法，每十戶五戶合製一單，上列戶名田地應納錢糧，分為十限發給甲首，由甲首開始依次滾催，自封投櫃，“停擱不完不繳者嚴懲”，完全利用保甲連坐督催賦役，官吏無從插手，無法私派。此外還有按田畝征收的“順莊編裏法”（又名“均平裏甲法”）、一條鞭征收的“總征通解法”等。
以上這些被後人概括為“催科四法”——“以分限（分期征收）之法紓民力；以輪催（滾單）之法免追呼；以印票（三聯印票）之法征民信；以親輸之法（自封投櫃）防中飽”，在恢複社會生產方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他說：“今海內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都撫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另造清冊題報。”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固定了全國丁銀總額，使小農負擔相對穩定，減少了逃亡。唯有盛世，方有此盛舉，這是康熙所自詡的。康熙或許沒有想到，唯有此盛舉，方有新的盛世。一個人，他隻是按照客觀為他規定的軌道前行。如果他的軌道代表了蓬勃向上的趨勢，如果他的軌道碰巧與曆史前進的潮流偶合，如果他是站在國家民族的前麵，其產生的巨大合力，其被合力推動走向的新目標，足以使人拍案驚奇！
這正是龍鳳交融的結果。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為近一步的賦役改革——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準備了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