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著曆代曆朝談虎色變、被視為北虜的幾乎所有少數民族，撲向了先進的龍文化。剪除了野蠻的落後性，一種充滿了活力的新鮮血液，鳳的血液，注入了老邁的龍的軀體。
進取台灣平定三藩以後，康熙把進軍的旄頭指向台灣。正位，君臣、朝野、特別是在天下百姓心目中和他自己心目中完成的正位，使他能夠把進軍的旄頭指向台灣。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明天啟元年（1624年）被荷蘭人侵占。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驅除荷人進據之。鄭成功死後，全國大規模的抗清鬥爭漸趨平息，百廢待舉，人心思定，鄭經為首的鄭氏政權已成為製造國家分裂、地方混亂的割據勢力。三藩之亂時，吳三桂、耿精忠遣使入台，勾結鄭經，鄭經即刻回應，“猖獗海上”，一度占據潮州、漳州、泉州、惠豐等地，“殺掠所至，十室九匱”，“億萬戶漁鹽耕織鹹失業”。
康熙最初因政治上鼇拜、三藩內患未平；軍事上清軍戰艦不多、不習海戰又無法分兵，而對台灣采取“循於招撫，不事輕剿”的方針。鄭經則一方麵“暫借招撫為由，苟延歲月”，“整旅東平”；一方麵堅持“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剃發易衣冠”，拒絕招撫。雙方談談停停，相持了十幾年。在此期間清方做出了極大讓步，最後甚至不但同意鄭氏世守台灣、歲時納貢、通商貿易，而且認可鄭氏不剃發不易服。隻要鄭氏與世無爭，與人無患，沿海生靈，永息塗炭。但鄭經卻得寸進尺，或要求以漳、泉、潮、惠四府交換，或提出以海澄為雙方往來公所，或提出清方供給鄭軍糧餉。清方以“無此廟算（康熙從無此意）”，一直未能與其達成協定。
康熙二十年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鄭經病故，鄭氏集團內亂；而清方繼除鼇拜之後，三藩之亂已平。
康熙發出了武裝進取台灣的進軍令：滇黔底定，逆賊削平。惟海外一隅，尚梗王化……鄭錦（經）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其與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同心合誌，將綠旗舟師分領前進……速乘機會，滅此海寇……底定海疆，毋誤事機！
對台方針徹底變化，在臣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水師提督萬正色奏：“台灣斷不可取！”
吏、兵二部奉旨會議“進剿方略”之時，“鹹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製勝，難計萬全”。
他們骨子裏是以泱泱天朝大國自居——台灣遠在海外，無足輕重，不宜輕啟兵釁，這是老邁的龍的觀點。在此之前，貝子賴塔曾予鄭經一書，典型地反映了這種觀點，信中說：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發登岸，彼此齟齬。……足下父子，自辟荊榛，且眷懷勝國，未嚐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近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複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發，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爭，與人無患，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賴塔顯然是秉康熙之旨進行的讓步，但喪失了原則，決不稱康熙之意！二十年來，雙方爭論的實質在於台灣的歸屬、台灣的歸宿，康熙在實質問題上從未退後過一步。早在康熙八年親政之初，康熙便明確指出，“朝鮮係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若因居住台灣不行剃發，則歸順悃誠以何為據？”台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
後來康熙雖然有所讓步，但堅決反對將台灣與朝鮮、琉球同例，既為封疆，寸土不讓！這是注入了新鮮血液、進取騰飛的龍的觀點。
此時，康熙更以“海氛一日不靖，民生一日不寧”，台灣不平，“則沿海兵民弗獲休息”為由，又一次力排眾議，決定進軍台灣。
七月，康熙以龍的胸懷，起用原台灣鄭芝龍降將、留於身旁十三年的漢人內大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以其“深知水性賊情，專畀以進剿海逆之責”。
施琅赴任前，康熙特在內廷召見，又於瀛台賜宴，殷切囑咐：“平海之議，惟汝予同，願勞力無替朕命。”“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爾當相機進取，以付朕委托至意。”翌年，因指揮意見分歧，施琅首次進軍受挫。康熙當機立斷，以“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誌，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於行事”，“施琅相機自行進剿極為合宜”，特準施琅“獨立肩任，直入海島”的請求，將指揮權完全交給了他，而令福建總督姚啟聖負責糧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