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或一個時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學校長和大學教育。
近年來我在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接觸到民國時期許多大學校長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清華大學的羅家倫、梅貽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浙江大學的竺可楨，四川大學的任鴻雋，青島大學的楊振聲，中正大學的胡先驌。這些大學校長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於曆史的原因，他們的思想理念、行為方式和人格風範，曾經被我們淡忘。這不僅使中國現代教育傳統被人為地中斷，而且還讓我們的教育在很長時間裏迷失了方向，從而走了很大的彎路。因此，要恢複民國教育的曆史真相，就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人生經曆、教育思想和人格風範。
一
在我看來，這些大學校長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種來自歐洲文藝複興的教育理念。
眾所周知，早在文藝複興時期，歐洲的知識分子為了反對神權，提倡人權，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他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通過獨立思考來認識世界、享受生活的權利，而教育就是啟發人們獨立思考的一個過程。這種理念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有深刻表現。比如拉伯雷在《巨人傳》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國王的兒子卡岡都亞起初接受的是經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識和死記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學越傻。後來國王請來人文主義學者，教他學習文學、數學、幾何、天文、地理、醫學等知識，並注重體育、旅行、探險、參觀和各種遊戲，這才使他聰明起來。為此，卡岡都亞讓自己的兒子也接受人文主義教育，結果是一代比一代聰明。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教育的主要問題不僅是經費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觀念陳舊，思想落後。這些年來，人們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口號的影響下，把教育視為培養人才的一種手段，把上大學當作改變命運的最好途徑。這樣一來，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就成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舉製度的再現。
出現這種局麵，與現代教育的形成有關。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被大工業生產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學校辦成工廠，教室辦成車間，從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於是校長就成了廠長，教師就成了工人，學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學生與生俱來的天賦和個性，便淹沒在這種“大工業生產”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傳到中國以後，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並形成廢科舉、辦學校的社會大潮。與此同時，重理工輕文史的實用主義教育觀念也承襲了洋務運動的衣缽，在很長時期內甚囂塵上。好在當年還有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辦學自由、教育獨立等製度保障，才沒有出現較大的偏頗和弊病。隻是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麵學習蘇聯以來，教育領域重理輕文的觀念和“批量性人才生產”的方式，才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學校是一個單純傳授知識的地方嗎？學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嗎？學習是為將來的工作做準備嗎？有用人才能夠大批量生產並通過考試來檢測是否合格嗎？看看先哲的觀點和做法。
蘇格拉底說，真正的知識存在於人的內部，教師的作用是喚醒潛藏於學生內心的知識，使之達到意識的層麵。因此，他認為教師應該利用提問和對話的方式來激活學生的潛在意識，而不是傳授所謂的知識或智慧。杜威也認為，人的知識和經驗是自身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教育不能適應受教育者內心的需要，而是成為一種外來的壓力，就會扼殺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未來生活的準備”，如果“把學校當作一個傳授某些知識，學習某些課業，或養成某些習慣的場所”，這就不僅扭曲了教育的本質，也讓人們為了虛幻的將來而失去了現在。
由於人們把大學誤認為是單純學習知識的地方，因此許多人上大學選專業，往往是為了將來找一個好工作，這也反映了人們對教育的錯誤理解。如果僅僅是認識上的錯誤，還可以原諒，現在的問題是，除了認識上的誤區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質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現在大學的專業設置過多過細，教材越來越深，科目越來越多，課時越來越長，作業越來越重，就是違背大學宗旨和教育規律的具體體現。學校總想用考試來整治學生，甚至把考試當做發財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確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學校長還必須與官場劃清界限。
幾年前我在網上看到兩篇文章，一篇說魯迅沒當過什麼官，但胡適卻當過駐美大使和北大校長，另一篇說胡適多次出國是拿著公款旅遊。這些話說明了作者的無知。他們不知道：第一，當年的大學不是依附於官場的行政機關，而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教育機構，因此大學校長根本不是官，也沒有被納入官僚體係；第二，當年教育經費的管理與現在完全不同，胡適不僅不可能拿學校的經費出國旅遊，而且在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還主動提出隻拿車馬費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學不是依附於官場的行政機關，那麼它是個什麼地方呢？對於這個問題，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釋。他說：大學不是販賣畢業證和灌輸固定知識的場所，而是一個研究學理的地方。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態度，奉行的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原則。因此，校長不是一個行政長官，而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組織者、領導者。他既沒有服從上級的義務，也沒有裁定學術思想的權力。他的最大職責就在於提倡思想自由，維護學術尊嚴，爭取教育獨立。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蔡元培因為不能履行這些職責，隻好憤然辭職。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說，他每天被一大堆無聊的公文和事務所包圍，還要迎來送往，與教育部那些無知的官員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認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務的時候，為了“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但當局卻把這種做法視為洪水猛獸並進行幹涉，因此他聲明：“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二九八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凡遇類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說有良知的大學校長應該有這種理念。
二
因為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不是一個官，所以他們就隻需要對學生負責而不需要對上級負責。所謂對學生負責，最重要的問題是把他們培養成什麼人。為了避免把學生培養成千人一麵的零件或機器，當年的大學校長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們認為，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為了培養人，後者是想把人變成機器。
關於這個問題，愛因斯坦的話非常精辟。他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三一〇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版）他還說：“……另一方麵，我也要反對認為學校必須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後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種觀點。生活所要求的東西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采取這樣的專門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當作死的工具來對待。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盡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並且學會了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會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其培訓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同上，第一四六～一四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