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所謂對學生負責，就是要讓他們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不是為了一技之長而淪為“一隻受過訓練的狗”，從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方麵，學電機出身的梅貽琦和氣象學家竺可楨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貽琦一九三一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他一上任就告誡學生：“有人認為學文學者，就不必注意理科；習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見似乎窄小一點。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麵亦可以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於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盼望大家特別注意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第十七頁，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竺可楨認為“現在大學教育，注重各種專門知識之傳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這不僅不利於科學精神的形成，而且還會導致“社會道德與政治風氣之敗壞”。（《竺可楨全集》第二卷，第四五三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有鑒於此，他一方麵倡導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並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麵主張在大學應該推行導師製。竺可楨是一九三六年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四月下旬，他到學校視察並在校體育館發表演講：“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裏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與此同時，他還告誡自己的學生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否則就有變成貪官汙吏的可能。九月十八日是國恥紀念日，他在新生座談會上說：“專精一門技術的人，頭腦未必清楚；反之，頭腦清楚，做學問辦事業統行。我們國家到這步田地，完全靠頭腦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三七一～三七二頁）基於這一理念，他告誡大家：大學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時期，沒有經濟負擔，也沒有謀生的問題，因此大家除了誠實做人、勤懇求學之外，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這比單純掌握一門實用技術更重要。
竺可楨是哈佛大學畢業生，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學建校三百周年時，他介紹了該校校長康諾德的辦學方針：“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謂‘Academic Freedom’。反對政黨和教會幹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於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充分發展之機會。”（同上，第三七〇頁）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一流，顯然與它的辦學方針有關。這對我們那些想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們是個很好的啟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貽琦和竺可楨都主張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認為隻重視專業知識而不重視人格操守的人，對社會的危害要比沒有知識的人更大。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這方麵，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說：所謂學生自治，是對幾千年來保育主義教育的反動，它“不是自由行動，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規則，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學校宣布獨立，乃是練習自治的道理”。（《大學精神》第二六一頁，遼海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學生自治的目的，一是為了培養獨立的人格，以改變專製時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師長包辦的習慣；二是為了讓學生關心公眾幸福，承擔共同事務，明辨公共是非。陶行知強調，凡是願意做共和國公民的學生，隻要大家不願爭權，而願服務，不願淩人，而願治己，不願對抗，而願協助，不願負氣，而願說理，就能把學生自治搞好。
寫到這裏，又想起前兩年關於大學生道德滑坡的議論。值得玩味的是，盡管有關部門一再強調德育課如何重要，但該課程卻始終處於“教師不好教，學生不愛學”的尷尬境地。我認為，如果大家能夠了解學生自治的真諦，弄明白民國教育倡導的“智育注重自學，體育注重自強，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語）的原則，這個問題的症結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三
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不僅有正確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而且求賢若渴，堪稱後人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曾聘請胡適、梁漱溟來北大任教。當時二人都很年輕，才二十多歲，胡適還算是個名牌大學的“海歸”，梁漱溟卻沒有上過大學。另外，沈從文、錢穆等人當年在大學教書時也沒有學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學門檻越來越高，非博士進不去，進去也待不住，逼得許多四五十歲的大學教師為了那張博士文憑，不得不去充當現代教育製度的老童生。這是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另外，如今大學對教師的聘任考核製度既繁瑣又死板，大家對無窮無盡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聲載道。這種狀況的形成固然與管理上的教條主義和文牘主義有關，但也隱含著對教師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在用人唯才方麵，竺可楨也值得稱道。他任浙江大學校長後，聽說馬一浮和邵裴之的學問很大，被“杭州視為瑰寶”，便多次登門拜訪，請他們前來任教。誰知馬一浮比較古板，當時他堅持學生必須登門請業，不能上門送教，竺可楨才隻好作罷。抗日戰爭開始後，馬一浮帶著許多書向西逃難，途中遇上竺可楨幫助他渡過難關，他才答應到浙大授課。
除了求賢若渴、禮賢下士之外，堅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體表現。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後，發現一切校務由校長和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商量決定，連學長（相當於學院院長）也不參與。他認為這種辦法不妥，便組織評議會、教授會和各種委員會，分別管理行政、教務、人事等事宜。這樣一來，既體現了對人才的尊重，也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製度基礎，蔡元培說，有了這種製度，“就是一年換幾個校長，對於諸君研究學問的目的，是決無妨礙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三四二頁）
在這個問題上，梅貽琦則是另外一番氣象。他的最大特點是不愛說話，因此被人稱為“寡言君子”。按照清華大學的規定，凡是學校規章製度、年度預算、新增項目、建築設計……都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討論決定，而教授會、評議會都要由校長主持。許多人在回憶中談到，每逢開會梅貽琦很少說話，而是仔細聽取別人意見。作為一校之長，他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是因為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說他在學校就像京劇中的“王帽”一樣，看似重要，卻不大開口，主戲要讓別人來唱。也就是說，他在處理校務時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有一種“吾從眾”的風範和大氣。當年數學教授熊慶來要破格錄取華羅庚，他完全支持。擔任過清華中學校長的傅任敢在梅貽琦誕辰六十周年時撰文說：“一個大學僅僅有錢有設備是辦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風氣，好的教授。風氣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來呢？這是由於清華的校務真正公開，校長絕不獨斷獨行。因為一切集思廣益，進步自然愈來愈大；因為分工負責，人人均覺清華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興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這方麵，以身作則的就是梅校長。”（《梅貽琦先生紀念集》第五九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版）這都說明梅貽琦是一個博采眾長、無為而治的典型，這也充分體現了他對人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