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無為而治，胡適是最有力的倡導者。一九二八年胡適擔任自己母校——中國公學的校長後，發現學校連一本正式校規都沒有，便首先召開校務會議，通過了《校務會議組織大綱》《教務會議組織大綱》和《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等議案。有了規章製度以後，胡適便采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對學校事務不大過問。他一位名叫陳鹹森的學生講得很透徹：胡先生一貫主張無為而治，“這在當年我們做學生時還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後在台灣看到胡先生的一篇《無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內說到艾森豪做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做總統時兩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無為而治’的深厚道理”。（《追憶胡適》第二五五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艾森豪在內地譯為艾森豪威爾。為了弄清楚這個“深厚道理”，不妨先看看這兩個故事究竟講了些什麼。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艾森豪威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各部門領導都要前來拜訪，談談各自的工作。於是他每天要接見兩三位院長或部門負責人。幾天以後，他問副校長，像這樣的人一共有多少，對方說共有六十三位。艾森豪威爾兩手舉過頭頂高聲喊道：“天嗬！太多了！太多了！我當盟軍統帥的時候，隻接見三位將領。我完全相信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想不到我當一個大學校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負責人，他們談的我不大懂，又說不到點子上，這對學校實在沒有好處。”另一個故事是說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愛打高爾夫球，有一天白宮送來一份急件，助手替他準備了兩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沒想到他居然在兩份文件上都簽了字，並交代說，請副總統尼克鬆替我挑一個吧。
在許多人眼裏，這兩個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爾的，但是胡適卻從中看出民主的真諦。當時他講這兩個故事，是為蔣介石祝壽的。他的意思是要蔣介石學一學人家的風度，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人，隻有這樣，才能乘眾勢，禦眾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五五一～二五五三頁，台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一八八四年版）可見奉行無為而治的原則，才是對人才的真正尊重。
四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也是當年大學校長的共同特色。胡適當中國公學校長時，因為客觀原因不能天天到校辦公，便主動不拿工資，每月隻領一百元車馬費。學校董事會董事朱經農過意不去，曾在信中說：“兄近日個人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聞兄在中國公學依然每月隻領車馬費一百元，似不夠用。上學期所定，車馬費是一種過渡辦法，似不應永遠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書，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將家眷遷校內居住，從前的校長，本有這種權利的。薪水也應加高些。校中經費如不足，宜從他項節省，不應專請校長盡義務，下一次開校董會，等我來提議吧。此話你或不願聽，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實寫出，請你原諒吧。”（《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四八八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八八三年版）從這裏可以看出胡適做人做事的風範。
寫到這裏，我想起原山西大學校長趙宗複。他的父親趙戴文是閻錫山的密友，曾擔任過國民政府內政部代部長、監察院院長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職務，但是他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卻參加了共產黨，因此被稱為“紅色大少”。一九四九年以後，他擔任山西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時山西大學被一分為三，他改任太原工學院院長。當時他要捐獻父親留下的全部房產，組織上給他留下一個院子，於是他堅決不要學校的宿舍。工學院在城外，離他家很遠，按級別他本來有專車接送，但是他卻每天騎著自行車上班。趙宗複之所以如此，與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關係。如今這種人早已絕跡，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教育的失落。
梅貽琦也是廉潔自律的典型。他擔任校長後，便主動放棄了前任校長享受的幾項“特權”，其中包括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傭家庭幫工和免費拉兩噸煤等待遇。他說：“雖然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製度的問題。”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錢買辦公室需要的火柴、茶葉、肥皂等物品，絕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一篇文章中說：“在清華，一切沒有私，一切是公開。因此，學術的風氣才能增進。”
抗日戰爭中，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困難到極點，西南聯大規定，學校給教職工謀的福利，沒有領導的份。當時，梅夫人為了補貼家用，隻好外出打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圍困的時候，梅貽琦是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離開的。他走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清華基金。梅貽琦去了美國後，生活非常艱難，年過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後來，梅夫人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時候，胡適想勸他寫遺囑，以便對公事私事有個交代。但是梅先生不愛聽，直到去世也沒有寫。不過在他臨終的時候，病床下麵有一個皮包，皮包裏放著什麼連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後，秘書先把這個皮包封存好，然後在一個公開場合打開。大家一看，裏麵全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一筆，絲毫不差。（《梅貽琦先生紀念集》第三一八～三一九頁）
蔣夢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親見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財政製度的腐敗。公務人員的薪水隻是點綴品，實際上全靠陋規來維持”。他還說，當時官員們把賄賂需索視為當然，就連被譽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也要為它辯護。這對社會危害極大，它不僅腐蝕了官員的公德心，毒化了社會風氣，也導致一個政權的滅亡。蔣夢麟認為，消除陋規需要良好的製度，在這方麵，除了外國人管理的銀行、郵政、海關、鹽務、鐵路等部門之外，由中國學者自己建立起來的現代大學製度，可以說是一種成功的典範。它“除了實事求是的學術立場之外，也是經費從無私弊的又一實例”。（《西潮·新潮》第一六八頁，嶽麓書社二〇〇〇年版）
由此可見，如何恢複老一代學者建立起來的現代大學製度，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否則，我們這一代人將會愧對前人，愧對子孫。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民國年間的中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隻是大同小異，這顯然與當年的教育獨立有關。因此我會得出“教育在民國”的結論。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