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
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誡大家：“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二〇〇八年歲末，“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吸引了眾人的眼球：北京大學因培養了三十五名億萬富豪問鼎榜首，浙江大學以二十三名位居第二，清華大學以二十二名排列第三。於是有人說：這是大學對社會的一大貢獻，如今的名牌大學，都成了“億萬富豪的搖籃”！
英國有諺雲：“牛津大學拔了刀，全國跟著跑。”同樣的道理，如果出現“北京大學造了富，全國跟著跑”的局麵，那麼爭當富豪就會成為年輕學子的理想，製造富豪也會成為大學的目標。這種情況，與“文革”期間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形成鮮明對照。
我以為，無論是培養工農兵還是製造富豪，都是對教育功能的嚴重扭曲！這一判斷，來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一九一七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北大的學生因為受科舉的影響，以為上大學就是為了獲得當官的資格。於是他們往往對來自官場的兼職教員刻意討好，對專職教員輕薄怠慢；與此同時，對應用專業很感興趣，對基礎專業十分冷淡。麵對這種情況，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誡大家：“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此外，他還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作了解釋。
一九一八年四月，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文、理兩科稱之為“學”，把法、商、醫、工等科稱之為“術”。因為前者以“研究真理”為天職，後者以“直接應用”為目的，所以他認為“學為基本，術為支幹”。文章還說，基於這一原因，他在民國初年擔任教育總長時，就在《大學令》中明確規定：“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遺憾的是，由於“國人重術而輕學”，再加上“升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所以即便是文理兩科的學生，也會舍本逐末。
同年十一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進一步指出：“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學術視為大學的天職，並不斷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發財的思想，顯然與以下三個原因有關。
第一，學術是民族精神的寄托、社會進步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繼任者蔣夢麟在《和平與教育》中說：中國是一種牧民政治。在這種製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會殺而食之，於是就出現暴政；暴政日久，必然會導致羊瘦，於是牧人就繼續放牧，推行仁政。這就是中國曆史一治一亂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麵是平民政治，即民權政治。這種政治的目的是要增進平民的能力和知識，使每一個人都養成健全的人格。隻有這樣，社會才能進步，和平才有保障。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就是因為他們在明治維新中把牧民政治改成了平民政治。這說明社會進步除了物質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蔣夢麟強調：“學術者，一國精神之所寄。學術衰，則精神怠；精神怠，則文明進步失主動力矣。故學術者，社會進化之基礎也。”這就告訴我們，如果大學不是把研究學問作為天職，而是把培養富豪作為目的，那麼國家精神就會失去依托，社會進步就會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