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我腦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這個問題；我研究學術的誌向，也由此而確定。
先說一段軼聞。
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學有個未名湖，但未必知道這名的來曆。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一九三〇年他到燕京大學任教，該校監督（相當於校長）是司徒雷登，即《毛選》第四卷中提到的那一位。有一天，司徒雷登設家宴招待新來的教師，詢問大家對學校有什麼印象，錢直言不諱地說：“我聽說燕大是中國化的教會大學，但是來了之後卻發現並非如此。比如一進校門，就有一座‘M’樓，一座‘S’樓。這是什麼意思？我以為，所謂中國化，應該從名稱開始。”一席話說得大家麵麵相覷，十分尷尬。事後，從善如流的司徒雷登專門召開校務會議，決定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貝公樓”改為“辦公樓”。與此同時，由於大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名字，便隻好用“未名”二字為校園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現在的北大原本是燕京大學舊址，可見北大的未名湖與錢穆有關。
事情過後，有人開玩笑地對錢穆說，你因為提了個建議，便用你的名字為一座大樓命名，還與胡適齊名，真是莫大的榮幸。錢是一八九五年生人。論學曆，他隻不過是中學畢業，在那人才濟濟的二三十年代，他為什麼能夠受聘於名牌大學，並獲得如此殊榮呢？我以為除了個人努力之外，還與他的早期教育有關。《師友雜憶》一開始就說：“餘七八歲入私塾，十歲進新式小學，為無錫蕩口鎮之果育學校。”錢先生進入小學大約是在廢除科舉製度前後。在我的印象中，那時候的讀書人大多是孔乙己式的人物，沒想到他的幾位老師竟會那麼出色。
比如體育老師錢伯圭，他知道錢穆很小就能背誦《三國演義》，便對錢穆說：此書所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觀念，是中國落後的根源。相比之下，英法等國早已跳出一治一亂的輪回，走上民主治國之路了。在科學時代，《三國演義》是不入流的，許多人認為讀這種書是不務正業。所以錢老師的話對於十來歲的錢穆來說既是一種鼓勵，又是一種提醒。錢穆說：“從此以後，我腦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這個問題；我研究學術的誌向，也由此而確定。”
如果說錢伯圭先生曾幫助錢穆樹立了人生理想的話，那麼華倩朔先生則是教會他如何做人。華先生本來是音樂教師，後來又教了國文。錢穆因為作文做得好，華先生便送書給他，以示鼓勵。有一次，華又送給他一本書，其中介紹了數十位刻苦自學的歐美學者。這本書告訴錢穆應該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他說：“餘自中學畢業後，未入大學，而有誌苦學不倦，則受此書之影響為大。”事實上，錢穆的學術成就，完全是他刻苦自學的結果。
此外，顧子重先生教他讀書，華紫翔先生教他治學……都對他有重要的啟蒙作用。所以我想，倘若如今的小學教師也都能像果育學校的老師們似的，有思想、有學問、有人品、有遠見，那該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