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要研究民國曆史呢？”我回答說：“可能與我的出身和經曆有關。”我想從四個方麵來說說。
第一是為了解惑。
我的父親叫智力展，在太原國民師範讀書時就積極參加救亡運動。抗日戰爭開始後，他投筆從戎參加抗戰，成為閻錫山的一名高級幹部。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出生於山西太原，當時父親是同誌會太原市分會主任，後來又當選為國大代表。曾經被中央電視台《大家》專欄采訪過的著名考古學家張頷，曾經是市分會的宣傳幹部。
新中國成立以後，父親成為統戰對象，被安排在山西省政協工作。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學會了誠實做人，努力做事，熱愛勞動，相互尊重。因此，父親在我心目中是近於完美的人。
但是在我早年接受的教育中，民國是一個暗無天日、群魔亂舞的人間地獄。因此，如何處理妖魔化的民國與父親之間的巨大反差，就成了長期困擾我的一個問題。
另外，在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中，還有許多民國時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擔任過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的冀貢泉（冀朝鑄之父）先生，有在馮玉祥的部屬支應麟將軍，還有被稱為閻錫山理論家的李冠洋伯伯及其夫人、山西婦女界的領袖劉慕貞阿姨。在日常相處中，他們始終給我一種和藹可親、如沐春風的感覺。因此我實在是無法把他們與那個可怕的民國聯係起來。
總之，如何解除家庭出身和生活環境給我帶來的困惑，就成了我研究民國的原始動機。
第二是為了求知。
我在家排行老三，兩個哥哥都上了大學，因此在我的心目中除了讀書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出路。
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時，我學習成績還算不錯，考大學應該不成問題。但是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示，那一年的高考“政審”特別嚴格。在這種形勢下，我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無法通過“政審”，被大學拒之門外。
無奈之下，我隻好響應“黨的號召”下鄉插隊，準備鍛煉兩年以後再考大學。沒想到當我在一九六六年又一次報名參加高考時，正好遇上“文革”開始，高考製度被廢除。這樣一來，便徹底粉碎了我的大學夢。
經過七年煉獄般的插隊生活，我終於在一九七一年返回太原當了一名小學老師。這件事與當時在小學裏出現的教師荒有關。當時父親曾經問我：“你插隊以前不是說不想當小學老師嗎？”我回答說：“我今天能當小學老師，明天就能當中學老師，後天還可能當大學老師！”
這話看似狂妄，卻蘊含了我的判斷。自從一九六六年廢除高考製度以來，大學已經有五年沒招生了。因此教師荒不僅會在小學出現，還會很快漫延到中學和大學，從而為我提供當中學和大學老師的機會。
基於這一判斷，我覺得隻要刻苦讀書，奮發努力，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何況《三字經》裏不是說“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嗎？當時我才二十五歲，應該還有機會。
接下來就是應該讀什麼書，向哪個方向努力的問題了。小時候我的理想是科學家，但是要想自學理科，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經過反複思考和審時度勢，我終於被逼上梁山，決定棄理學文。
學習文科的大方向確定以後，我仍然不知從何處入手。記得當時除了能夠讀點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外，我手頭隻有兩本王力的《古代漢語》和一本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這就是當年求知的全部“家當”。
第三是為了自己。
說實話，我擔任小學老師時一直沒有找到感覺，所以總覺得自己在誤人子弟。混了三年以後，我以父親去世、母親需要照顧為由，調到太原礦山機器廠子弟中學任教。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的突然垮台，使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也讓我隱約看到一點希望。遺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時我已經超過報考年齡。第二年研究生開始招生，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報了名。在填寫誌願的時候，我選擇了山西大學的中國近代史專業。經過短時間準備，我充滿自信地上了考場。之所以充滿自信，是因為我覺得就太原乃至山西而言，那些年能夠潛心進修者沒有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