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臣
諷喻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它具有調整統治秩序，改進統治措施，為階級的政治統治服務的功能。自從古代社會出現私有製、產生階級以後，文學就分化成為正統文學和民間文學兩大係統。為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正統文學其主要功能就是為其政治統治服務，是其政治教化的工具。然而，作為統治階級成員的作者群中那些進步的作家，往往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敏銳性，他們對於政治統治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統治階級自身腐敗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往往通過文學創作來進行幹預。體現在作品中就是對這些問題進行規諫、指斥、揭露、抨擊或批判，相應地，對於被統治者，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則給予不同程度的同情，這就是文學的諷喻性。諷喻文學作者創作的根本動機是維護本階級的統治。他們冒著觸犯權貴的風險，揭露、抨擊社會問題，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有所警醒，能夠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有效的解決。而對於這種文學現象，統治階級在其發展的上升時期，往往也能接受。這種通過諷喻來幹預生活的文學創作逐漸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就是文學的諷喻傳統。
諷喻文學形成比較早，它是伴隨著階級矛盾的出現而產生的。從整體來說，諷喻文學的發展基本貫穿了古代文學的全過程。先秦時期，作為統治階級的奴隸主階級經曆了一個發展、衰落和滅亡的過程，而先秦文學的諷喻性特征也由此產生、發展並達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先秦文學的諷喻性特征對後世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諷喻文學是伴隨著統治階級在政治統治中所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然而在當時，《詩經》則是周王朝製禮作樂的產物，是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典型的實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詩經》中公卿列士所獻之詩，對於周王朝的政治統治，有著讚美或諷諫的作用，具有“美”“刺”的功能。從西周中後期開始，周室衰微，政治黑暗，朝政腐敗，社會動蕩，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狀況下，出現了大量被稱作“變雅”之作的政治諷刺詩，這些政治諷刺詩應是諷喻文學的發端。
《毛詩序》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鄭玄《詩譜序》也說：“……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這些政治諷刺詩針對社會政治問題，對西周王朝奴隸主階級政治的腐敗、道德的淪喪給予了指斥、揭露和抨擊。
僅以《大雅·桑柔》為例：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雲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第三章）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第四章）
如彼溯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雲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第六章）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第十六章）
《毛詩序》說：“《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是周厲王的卿士芮良夫，王符的《潛夫論·遏利篇》說：“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上麵摘錄的幾章詩其諷諫和指斥的力度是很大的。第三章中，作者以沉痛的心情麵對國資衰竭，上天無助，國家前途渺茫的現實，嚴厲地指斥“君子”競趨私利而造成了這樣的災禍；第四章表現出在邊境告急，內憂外患的緊迫形勢下，作者憂心如焚的心境；第六章揭示出了國運維艱、內亂外侮、天災人禍的根源是統治者對民眾無限度的剝削，“力民代食”“代食維好”；在第十六章中，作者把統治者視為盜賊寇害，社會和民心之亂皆由為政者造成，並表達出寧可遭受誹謗和辱罵，也要作歌直言那樣一種剛正不阿和為民請命的精神。
《詩經》中這類諷喻文學作品，除《桑柔》之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大雅》中《民勞》、《板》、《蕩》、《抑》、《瞻卬》、《召旻》和《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十月之交》、《小旻》、《巧言》、《巷伯》、《四月》、《北山》等。這些詩一般都是表現統治階級內部進步與腐朽、正義與邪惡、公正和偏私、忠良和奸佞的對立關係，表現了前者對後者的揭露與批判，體現出作者正道直行的品格以及政治上的敏銳性與進步性。
盡管在當時，這些政治諷刺詩還不是專業詩人的創作，但是其作者都是周王朝的公卿大夫，即為統治階級的成員。這些人具有強烈濃厚的憂患意識，他們“詩以言誌”，就是麵對“政教失”的社會局麵痛心疾首，犯顏直諫。他們是奴隸主階級中進步的、有正義感、有社會責任感、有一定政治遠見的人。他們是站在本階級的立場上來維護其階級統治，維護奴隸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他們所指斥的問題，大都關涉到社會民生，因而，這些詩作具有較強的進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