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章《莊子》寓言思維及其後現代性精神影響(1 / 3)

潘雁飛

“寓言”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在《莊子》中共出現三次,《莊子·寓言》中凡兩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莊子·天下》凡一見:“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學界一般認為,此二篇皆為莊子後學所為,盡管它主要還是從形式角度言說,但對寓言的看法卻已開始從思維的角度揭示寓言的思維實質,即“藉外論之”和“以寓言為廣”,可惜後來的文論大家對此重視不夠,如劉勰《文心雕龍》雖然在《諸子》、《論說》、《情采》、《知音》篇中都說到了莊子,但《諸子》說的是“莊周述道以翱翔”,強調其想象豐富,《論說》說的是“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從形式立論,《情采》則說“莊周雲‘辯雕萬物’,謂藻飾也”,《知音》則隻是就音樂表明態度的陳述:“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四者均未就其寓言思維實質發表看法,倒是《諧隱》一篇有如下一段話:

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麹;叔儀乞糧於魯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托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

上文談到了“隱”的問題,涉及文章的思維運作方式和技術處理方式,應該與寓言思維有相類之處,可惜無一字言及莊子之文。鍾嶸《詩品·序》在談詩時,將“興”、“比”與“賦”相比較,談到了寓言:“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他是從運思角度談的,可惜沒有深入展開。文史大家劉知幾的《史通》內篇“采撰第十五”,“言語第二十”,“曲筆第二十五”亦談到了寓言,但隻是從文體形式角度言說,外篇“雜說下第九”多處談到寓言。除了從文體形式言說外,有一處也如同《詩品》一樣觸及了寓言的運思問題,“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但他的言說角度隻是對戰國百家爭鳴現象的評論,並無意談寓言思維。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內篇一、二、四,外篇二都談到了寓言,但多是從文體形式著眼用來作為例證。

可以說“寓言”在古代文論中的缺失成了一種普遍現象。現代學者中,茅盾、鄭振鐸等人對寓言進行了研究,但多是將寓言看作一種文體來加以議論。當代寓言理論界知名學者陳蒲青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寓言史》中認為“寓言是另有寄托的故事”,雖也是從文體的角度來把握,其“另有寄托”已然觸及了寓言思維的實質。他還進一步申說道:寓言有兩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這兩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雙重要素,其表層結構是一個故事,可以稱之為寓體,其深層結構是作者寄托的一種觀念,可以稱之為寓意。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關於寓言思維的最簡捷明了的表述,但畢竟還沒有上升到從文學理論的範疇的高度來進行形而上的思考。

筆者個人認為,寓言的思維方式既非純形象思維,又不像是理性思維。它表層看來關乎形象,骨子內層卻包蘊了多重理性因素。它在形象的顯語言的外衣之下,追求的是一種潛語言或一種超語言。它既是一種言外之意,詩的物質,又隱顯示出理性的火花。這種思維方式在先秦諸子中已成熟地大量運用,而且對後世詩文影響尤大。它應該成為古代文論乃至當今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範疇。要說明這一問題就要從其源頭談起。在先秦詩文中寓言思維用得較早,也最為嫻熟的當推《莊子》。因此廓清《莊子》寓言中的思維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有助於我們從文論的角度來做理論的概括和建構。因為語言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實質是一種思維關係。思維的方式決定著語言所顯示的意蘊及理性特色。作為語言藝術之一的詩文則更是如此。

《莊子》分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一般認為,內篇是莊子本人所著。為了更本真地揭示《莊子》寓言的思維方式,本文擬就內篇的寓言及其思維的方式作一個大體的考察,庶幾有助於澄清一些問題。《莊子》內篇有《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等七篇,其中均用寓言連綴。陳蒲清先生在《中國古代寓言史》中統計有五十則。這五十則寓言其實是《莊子》(內篇)一書的主體,寄托了莊子主要的學術思想。莊子以一些議論性的文字加以連綴,便組成了一篇篇包蘊厚重內涵的文本。考察其思維的方式,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就“故事形象”而言,是一組係統的,有著構成、變形規則的語言符號,並由此帶來一組係統的文化信息,進而轉換成一組象征性意象,寄托富於理性色彩的寓意。在這組語言符號裏,構成規則是“物—象—意(情)—理”的思維程序。變形規則是一種“化境”,或是一種“異化”,或是一種“物化”。如“莊周夢蝶”的故事,蝴蝶或莊周本身隻作為“物”(人也是一種物)而存在,但進入故事便成了“象”,故事的過程便使“象”附著了“意”。而莊周蝶化,或蝶化莊周,顯然是“物化”。再如“支離疏”、“叔山無趾”、“王駘”、“申徒嘉”或“不材之木”等等都可視為“異化”(當然並不是每一則故事都有“物化”或“異化”)。正是這種構成規則和變形原則使語言符號轉換為象征意象並蘊藏理性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