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臣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實踐中，作品經常表現出一種與統治階級相對立的思想傾向，我們稱這種現象是文學的“叛逆性”或“叛逆精神”。文學的叛逆精神主要體現在作家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與評價以及在創作中對其認識與評價的具體反映上。從主觀方麵說，它是作家對社會現實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文化價值取向、社會意識、統治思想甚至社會機製等表現出的不同程度的否定態度；從客觀方麵說，它是作品的思想內容所表現出的對統治製度或統治思想體係包括政治教化的否定、對立乃至批判態度。文學的叛逆精神在先秦已經出現並發展成為時代的潮流，它對文學叛逆傳統的形成以至於中國文學的走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叛逆精神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就已經出現了，它作為人的心理狀態和意識，從人的自身與自然、社會形成對立關係開始，就已經存在於人類的意識之中了。由此說來，文學的叛逆精神在人類與自然、社會進行鬥爭的初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考察其源頭，在上古神話中就已有所體現。古代神話中的《精衛填海》、《刑天舞幹戚》、《後羿射日》等所表現的對自然與社會的勢不兩立的反抗與鬥爭態度，應是文學的叛逆精神最早的體現。這是文學叛逆精神發端時的狀態，它僅僅是初級的，是社會和文化賦予人類個體的自我意識在與自然和社會矛盾中的表現，或者說它隻能算作叛逆意識。盡管這個時期的叛逆精神更多地被稱為“反抗精神”、“鬥爭精神”，但有意義的是，這種抗爭精神的實質體現出抗爭主體對抗爭對象的根本性否定態度，而這種否定就決定了抗爭精神的叛逆性特征。在上述古代神話作品中，抗爭作為一種手段和方式，而抗爭的結果無論是悲劇性還是喜劇性的，它都體現出了叛逆精神。當然，這種否定性態度表現出了人類童年時期社會生活的簡單性，表現出了人類個體自我與自然、社會的簡單對立關係。由這種叛逆意識上升到文學的叛逆精神，則是在人類走出童年社會，走向成熟後的理性階段。所以文學的叛逆精神是社會意識理性化的產物，表現為對社會政治製度或統治思想體係所持的對立關係和否定態度。因此，上古神話的有關叛逆思想的作品，隻能說是具有叛逆意識，是文學叛逆精神的源頭。
《詩經·魏風·碩鼠》一詩，可以說是春秋時期叛逆文學的典型之作。關於這首詩的詩旨，學術界意見頗不一致。20世紀中後期比較普遍地認為這首詩表現了被剝削階級的反抗思想，它以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口吻，對當時社會殘酷的剝削現象發出了憤怒的抗議。這首詩的價值在於它不同於一般的對剝削壓迫這一社會現實問題的揭露與抨擊，它每章的後半部分，分別以“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的呼號，表達出對這種剝削壓迫製度的否定，並且描繪出了與現實社會環境相對立的理想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潛夫論·班祿篇》所載《魯說》雲：“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載《齊說》雲：“周之末塗，德惠塞而耆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是也。”據此，有的學者認定這首詩是刺履畝稅的作品，而表達憤怒與反叛思想的作者是當時由士大夫轉化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人。這些新興地主階級擁有新墾的私田，而國君課之以履畝重稅，故憤怒之情為此而發。春秋時期，封建領主製社會逐漸走向衰亡，封建地主製經濟不斷發展，初稅畝這一賦稅製度的實施，標誌著封建地主製經濟的確立，但它也確實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魯國的履畝稅重斂十取其二，比原來公田的十取其一增加了一倍。從這個意義上講，《碩鼠》所否定的是當時統治階級的經濟製度，涉及了社會機製的問題。《毛詩序》說：“《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被比作“碩鼠”的剝削者即為國君。如此看來，這首詩的叛逆精神是極為突出的，它對現實中的剝削製度給予了否定，對社會的統治機製包括國君給予了否定，作者的思想、立場處於與統治階級完全對立的位置上。
盡管後世的一些研究者基於詩教“溫柔敦厚”的理論基礎，認為被比作碩鼠的剝削者不是指國君。如朱熹在《詩序辯說》中就認為此詩是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即使這樣，這首詩所表達的對剝削製度的根本否定，對與之相對立的理想社會的欣然追求，其叛逆精神是無可否認的。《碩鼠》實為文學叛逆精神優良傳統的開端。
二
戰國是社會劇烈變革的時期，是封建領主製度滅亡和新的封建社會製度建立的重大社會轉型期。這個時期，舊的社會製度盡管在消亡，而新的社會機製卻還沒有完善；舊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念、統治機製崩潰，而新的社會製度及其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機製尚未建立與完善。這是思想大解放的時期，是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重新組合的時期，是社會文化、社會意識和價值取向重新確定的時期。這個時期，兼並戰爭日趨激烈，戰爭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這種社會形態的急劇變革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來看，無疑是進步的；兼並戰爭在中國社會統一的道路上也是順應曆史發展潮流的。但即便是新興的、進步的封建地主階級，在其走上曆史政治舞台時，仍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帶來前進中的劇痛，給民生帶來無以盡言的創傷。孟子和莊子都對這些社會災難進行了揭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孟子·粱惠王上》）；“民之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孟子·公孫醜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莊子·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