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滿桂
《天問》是屈原辭賦的重要代表作品，臨世以降，後來者驚歎其奇。一方麵，從西漢劉向、楊雄、班固屢屢述評，東漢王逸整理疏注《楚辭章句》以來，曆代學人都在對其進行研究探討，明代王夫之《楚辭通釋》，現代郭沫若《屈原研究》，薑亮夫《屈原賦校注》、《楚辭今譯講錄》，林庚《天問論箋》，成效尤其卓著。另一方麵，模擬之風代出，晉傅玄《擬天問》、梁江淹《遂古篇》、唐楊炯《渾天問》、明方孝孺《雜問》、清李雯《天問》等等，都企圖更添新枝以步屈子後塵，但最終未能留下懸響之音。唐人柳宗元則從特別的角度，對屈原發問的獨語作出了《天對》之回答，成就了一個全新的篇章。本文將屈原《天問》與柳宗元《天對》這相隔千年的兩篇騷賦連接起來加以比較，期冀發掘一些未知的天地。
一、問對之實
《天問》的詰問與《天對》的對答，內涵寬廣，可謂包羅萬象，概括起來大致為三個方麵的話題。
第一，問向靈肉之間。《天問》是屈原關於遠古神話和曆史傳說的煌煌大篇，並以探究其成因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的思慮。劉大傑說：“篇中雖無放逐之言，流竄之苦，但全文中卻表現一個正陷於懷疑破滅途中的最苦悶的靈魂。這一個靈魂，恰好是屈原的靈魂。”這是說得十分精到的。
屈原“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通過《天問》對遠古以來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曆史傳說提出了諸多問題，包括女歧、鯀、禹、共工、後羿、啟、浞、簡狄、後稷、伊尹……在對這些人神傳說的質疑中，包容著濃厚的個人的情感。尤其是追問鯀的傳說，屈原表現出極大的不平。“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鯀既然不能勝任治水之事，眾人為何還要推舉他？雖然大家都說不必擔憂，堯帝為什麼不試一試鯀的才能就加以任用？鯀本想順著大家的願望去治水，也想成功，堯帝為什麼還要處罰他？在屈原看來，鯀受處罰不是由於治水失敗，主要是由於他為人正直，從而招致眾人的不滿和堯帝的疑忌。他對鯀遭懲罰深表同情。這種“問”，實際上表達了作者對自己所遭遇的不平待遇的憤懣。
屈原懷怨憤之情問天，柳宗元則抱貶謫之恨對天。柳宗元《天對》也在痛苦深思的問答中表達出自己的理想。屈原在《天問》的結尾飽含深情地訴說：“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他認為楚懷王會像堵敖一樣命運不長久，自己何必再去進言試探懷王以自留後路，為著使自己忠直的聲名越加昭著呢？柳宗元的回答則是：“欸吾敖之閼以旅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柳宗元同樣感慨短命有似堵敖的懷王受了欺騙去往秦國，終於客死在異國他鄉。但是，柳宗元在感慨之後向屈原來了一個反問：如果你真是不想追求忠直的聲名，為什麼還要如此淋漓盡致地奮辭作詩？其實，柳宗元是在以屈原自況，從與前賢對答的反複思考中，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的焦慮。明代王廷相曾批評柳宗元：“唐柳氏子厚雖有《天對》，然多依文憑故為辭，而正諸經要之道者無幾。”其實王廷相所作《答天問》追求“務取於符道”，恰恰失卻了苦難靈魂出竅的創作動機，變成了遊戲文字般的模擬。如果沒有對理想情懷的苦苦探求，就沒有屈、柳撼天動地的問對，這是王氏追求決然不能達到的層麵。
第二，問向天人之際。首先，屈原與柳宗元對天是什麼作了追究。屈原將人們生活於其間的宇宙自然、天象變化、地理物質等現象，幾乎問了個遍。柳宗元承襲漢代王充的元氣論的自然哲學觀，殫精竭慮，逐一回答：“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他認為，日月晝夜，交替運行，永不停息，宇宙從蒙昧混濁的狀態變化發展產生萬物，隻是因為有“元氣”存在的緣故，哪裏是由誰造成的呢？“天”是自營自成的自然界，是物質的天，是由元氣的無限積聚而成的。在古代對自然界認識有限的情況下，柳宗元能夠堅持從自然哲學的立場探索天體的起源，的確是一件不易的事情。
其次，屈原與柳宗元對天人關係進行了探討。《橘頌》作於屈原青年時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表達了“受命於天”的天命觀。《離騷》是屈原遭貶以後的作品，“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演進為“尚德”的天命觀。到了《天問》，屈原卻說：“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反映了屈原從相信天命到懷疑天命的重大思想轉變。不過，屈原僅僅是對天命作出了質疑，柳宗元則直接地否定了天命。“天邈以蒙，人厶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天既渺茫又無知無覺，人既渺小又與上天相區分。為什麼要把天與人扯在一起，而去詰責上天賞罰不當的過失？柳宗元認為這完全是兩回事。與此同時，柳宗元與韓愈、劉禹錫等人還就天命問題發生過一場爭論。此事由韓愈給柳宗元的一封書信而起。當時兩人一在朝一受貶，韓愈給柳宗元致信表示寬慰，並認為“天”能夠根據“人舉”（人的行為）而行“賞”、“罰”。柳宗元盡管當時遭貶，身負重辱，但並不認為這是天命所致，“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為了求證同道，柳宗元把答書《天說》轉給了一同受貶的朗州（今常德）司馬劉禹錫，致使其參與進來寫作《天論》三篇。柳宗元後又寫了《答劉禹錫〈天論〉書》。柳、劉都堅決地反對韓愈所持的“天命觀”，認為天與人“相分”，“各行不相預”。這樣一種多角色的政治哲學通訊，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有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