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華
娥皇、女英姐妹二人，史稱湘妃，又稱湘夫人、湘君、湘靈、湘女、江妃、二女、二妃，為唐堯之女，虞舜之妻。虞舜勤政而死，葬九疑山，她們追尋到達湖南，死於湘江，受封為湘江之神。
唐堯、虞舜為上古“五帝”中人物。儒家自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藝文誌》）；孟子法先王，“言必稱堯舜”；新出楚簡亦盛稱“唐虞之道”（郭店楚簡），堯舜在我國古代道統、學統、政統上之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湘妃和虞舜的感情傳說，隨同虞舜一代史事載入經典，曆代傳詠，備載不絕。
據清馬驌所編《繹史·有虞紀》，征引宋以前古書有近70種之多。各書性質，有些難於確論。大致說來，經書有《尚書》、《尚書逸篇》；正史有《史記》、《漢書》、《宋書·符瑞誌》；雜史有《竹書紀年》、《山海經》、《世本》、《越絕書》、《通鑒前編》、《帝王世紀》、《劉向列女傳》、《劉向孝子傳》、《高士傳》、《孔子家語》、《中華古今注》、《風俗通義》、《皇覽》、譙周《古史考》、張守節《史記正義》、《真源賦》、《通史》、《蘇子古史》、《拾遺記》、《述異記》、《博物誌》、《搜神記》、《琴操》、《水經注》、劉湛《呂梁碑》；周秦諸子有《墨子》、《孟子》、《莊子》、《屍子》、《荀子》、《公孫尼子》、《魯連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白虎通義》、《韓詩外傳》；漢唐諸子有《淮南子》、《春秋繁露》、《抱樸子》、《論衡》、《新論》、《文心雕龍》、《金樓子》；儒家傳記注疏有《國語》、《左傳》、《書序》、《尚書大傳》、杜預《春秋左傳注》、《禮記》、《禮記注》、《禮記疏》、《大戴禮記》；緯書有《孝經援神契》、《洛書靈準聽》、《元命苞》、《尚書璿璣鈐》、《論語比考讖》、《春秋運鬥樞》、《春秋合誠圖》、《春秋演孔圖》、《尚書中侯》、《尚書帝命驗》。就湘妃故事而論，筆者認為，當以《尚書》、《山海經》、《孟子》、《楚辭》、《史記》、《列女傳》六書所載最為原始，影響最大。六書性質分屬經、史、子、集四類，所載內容亦各自獨立且各有側重，可以互補互證，由此構成了湘妃故事的六大文獻係統。
一、《尚書·二典》：確定虞舜與二女的婚姻並賦予其“至孝”的重大主題
《尚書》為我國重要曆史典籍，為儒家“五經”之一，故又稱《書經》。
《漢書·藝文誌》謂“《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春秋緯》載“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秦滅之後，漢代有《今文尚書》及《古文尚書》，均不足百篇。唐代合編為《尚書正義》，共58篇。
《尚書》分為《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其中《虞夏書》包括《堯典》、《舜典》、《益稷》、《皋陶謨》、《禹貢》、《甘誓》。《堯典》、《舜典》合稱“二典”。
作為曆史文獻，關於《尚書》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虞夏書》所載曆史發生的時間要早於迄今已知有係統文字的時間。關於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考慮：第一，舊傳伏羲造書契，迄今已知最早的有係統的文字是商代後期的甲骨文，但甲骨文未必是最早的文字；虞夏時期未必沒有文字，隻是迄今尚未發現而已。第二，上古史官具有嚴格的官守世疇製度，即使沒有文字，也不等於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記錄曆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類小敘》指出：“《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說明曆代學者關於《尚書》的評判大體均予以肯定。至宋代以後，學者意見紛起，爭論集中在四個方麵：“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但就“二典”而言，因為《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均有“二典”，而所謂“錯簡”問題本出於學者誇大，“劉向記《酒誥》《詔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所以爭論基本與“二典”無關。
即以今人認為論辯最為深入的閻若璩和崔述而言，均明確認定“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為得其實”（崔述《唐虞考信錄》卷一），“凡晚出之古文所為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八）。崔述謂：“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切明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崔述《豐鎬考信錄》卷四）陳澧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法，非複迂儒之業，良足尚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為法，存衰敝之文以為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五）
宋代以後，對虞舜史事提出懷疑的以金履祥為代表。金履祥，宋元間人，著有《尚書表注》、《孟子集注考證》、《通鑒前編》、《仁山集》等。馬驌對金履祥提出了批評，《繹史·有虞紀》指出：“疑舜之祖，將並疑高陽、夏後氏之祖。夫豈史遷同族異號之說茫然無所原本，而肆為妄謬以待後人之摘發哉？惜乎諸儒疑統係之舛而未及察世代之疏，仁山金氏發其端而未究其所以然也。”
現代學者多認為《尚書》內容有竄亂，甚者認為古人有意造偽，如說“虞舜……是墨家最先鼓吹的由堯禪讓給帝位的一位‘聖王’，儒家接受了這一說，和所搜集到的古史資料一起，加以編造成美麗的冠於三代之上的‘堯舜禹三聖傳授’體統的道德美備政教輝煌的黃金時代”等等，均為最近百年所有之奇談怪論，實際上懷疑者的懷疑較之典籍中的可疑之處，更缺乏依據。
《堯典》載“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孔傳：“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奸惡……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孔穎達疏：“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
《堯典》的下半篇記載了舜被推舉給堯的史事，《舜典》的下半篇記載了舜即位以後的史事。《尚書·二典》最早確定了虞舜與二女的婚姻並賦予其“至孝”的重大主題。
二、《山海經》：確定湘妃處江為神與神靈不死的主題
《山海經》一書，《史記》、《漢書》均有論及，《漢誌》著錄在數術略形法家類中。劉歆解釋“形法家”之義說：“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則是介於地理與卜筮之間。劉歆稱其為“博物”之書，《隋書·經籍誌》歸類為地理記。其後學者或稱之為“古今語怪之祖”（胡應麟），或稱之為“實則小說之最古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稱之為“古之巫書”（魯迅）。今人多以為神話書，或列在小說家。
此書舊題夏禹及伯益（又作伯翳）撰。《漢誌》不著作者姓名。劉秀（劉歆）謂其出於唐虞之際，禹治洪水，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其事質明有信”（《上〈山海經〉表》）。郝懿行援引《周官》、《左傳》二書，確信其事，謂：“因知《五臧山經》五篇，主於記道裏、說山川，真為禹書無疑矣……亦知此語必皆為後人所羼矣。然以此類致疑本經，則非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而懷疑此書的學者，則多指出書中多有後人羼雜的內容。如胡應麟謂：“案《經》稱‘夏後啟’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胡應麟《山海經考證》）由其延續夏、商、周三代，斷定為戰國人雜錄。與此種意見相反，則有啖助的“口傳”及“祖師之目”說，謂：“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雲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啖助《春秋集傳纂例》）此處則涉及對古書體例的理解問題。上古無私家著述，學術均出於王官，而王官世襲世疇，其著作典籍皆是“集體成果”，不署“個人版權”。但出於紀念目的，往往追載首創之功而題寫其名氏。換言之，古人敬首事，凡署名均從上限；今人重專利，故署名均從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