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華
經史子集，各有等差，而不並列。
經史子集，並稱四部、四庫，四者又別稱甲乙丙丁，久之使人有四部平行並列之疑。由六略到四部，雖由部帙增減，不得不然，而其各部各類之間，實有等差次第。如葉長青所論：“夫七略並列，而非並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縱而非橫也。”劉鹹炘曰：“要之，昔之視四部為平列，今之視四部則史子為主，經在上，而集在下。”又曰：“七略、四部之大義既明，則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雲何？一曰尊經，二曰廣史，三曰狹子，四曰卑集。”錢基博《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開篇立言亦雲：“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史為大。”
經史子集四部之興，各有時間次第。經學興於三代四代，三代以下無經，有則傳記注疏而已。子部興於晚周，晚周以下無子，有則皆為儒家之餘，絕無道、墨、名、法家派。史部之名興於秦漢，史部之實則淵源甚遠。集部興於魏晉，降至明清尤繁。
平行並列，平等獨立，此為西洋學術宗旨，近代以來移入國內，則體現為子集的抬升與經史的降低。朱自清說：“按從前的情形，本來就隻有經學，史、子、集都是附庸。後來史、子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但集部還隻有箋注之學，一直在附庸的地位……現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
現代初期，尚有以文學、史學、哲學並稱“文史哲”及“文史哲不分家”之說，在名詞和含義上都體現出舊時“經史”、“文史”向現代學科的過渡。而近年《學科分類與代碼表》的頒行，則以文學、語言學、史學、考古學、哲學、宗教學各為一級學科，其下更有數量眾多的二級學科、三級學科，所體現的平行並列原則，正與社會思潮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相對應。（當然也有例外，如說“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其積弊恰如錢穆所說：“今日西方人競稱自由、平等、獨立諸口號，其實在其知識領域內即屬自由、平等、獨立，無本末，無先後，無巨細，無深淺，無等級，無次序，無係統，無組織，要而言之，則可謂之不明大體，各趨小節。”
一、論經部之書自成一類
上古本無經名，政典即經。經名由諸子、傳記而起。章實齋謂：“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故以事言，先有經，後有子；以名言，先有子，後有經。章實齋謂“古人不著書”，不著書故無書之名，亦無作者之名。政典即經，而經義全；無經之名，乃是真經。
章實齋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此謂有官有法乃有書，有宗法世疇之業乃有學。
章實齋又曰：“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此謂無名而有實，有名則失實。
故張爾田曰：“三代以上無專門之著述，未嚐無專門之學，宣之口耳與見之行履，皆學之所有事也。至戰國始紛紛言著述矣，而人亦因其著述稱為某甲氏之學、某乙氏之學，是學反藉書為重也。學藉書重，學斯衰矣。”
蔣伯潛亦曰：“五經本官書也。諸子之書則不論其著作為記述，為追輯，為依托，皆私家之記述，非官書也。”
經之本義謂王官之學，而王官之書實不限於六經。章實齋謂六經“乃《周官》之舊典”，《周官》六典有三百六十官，即有三百六十篇之學，即有三百六十之部次。柳詒徵又謂王官不止於周，亦有虞夏之官，其言曰：“諸子之學發源甚遠，非專出於周代之官……按《七略》原文，正未專指《周官》。如羲和、理官、農稷之官之類，皆虞夏之官。”
近人解析經書，往往以西洋學科分類相權衡，於是謂六經分屬文學、史學、哲學而本非一類。又有謂經部不成一類，或主張經子平等者。如錢玄同稱《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書》是“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儀禮》是戰國偽書，《周禮》是劉歆所偽造。《樂》本無經。《易》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春秋》是“斷爛朝報”、“流水賬簿”。遂稱“《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幹的五部書。（‘樂經’本無此書。）”至其晚年，且忽有將經部分入史、子、集三部的想法，將《易》分入子部術數，《書》分入史部別史，《詩》分入集部總集，《周禮》分入史部職官，《儀禮》與《禮記》分入禮類通禮之屬。
其他如蔡元培亦謂：“《書》為曆史學，《春秋》為政治學，《禮》為倫理學，《樂》為美術學，《詩》亦美術學……《易》如今之純正哲學。”又曰：“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係，《詩》、《爾雅》已入文學係，《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係，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吳康曰：“我以為要從最新式的分類，如分哲學、文學、社會學、博物學……按照現在的分類法做來，《易經》要歸哲學類，《詩經》要歸文學類，《書經》、《禮經》要歸政治學、社會學、風俗學等。”
王雲五曰：“譬如經部的《書》是一部古史，《詩》本是文學，《春秋》也是曆史，《三禮》等書是社會科學，《論》、《孟》也可以說是哲學。”
蔣伯潛曰：“其實就‘五經’的性質，按之‘經史子集’四類的分法，它們簡直可分入史、子、集三部……所謂‘經’實在沒有特立一部的必要。”
杜定友曰：“我們主張打破經部，並沒有不尊重的意思，也沒有特別提升的必要。在圖書分類學上，經書與哲學和其他科學並無軒輊……我們所打破的各種單位的經書，如《尚書》入史，《詩經》入文，《易》入哲學，《禮》入倫理學，《樂》入藝術，《春秋》入史等，完全就研究上的便利。”
在新分類法方麵，沈祖榮《仿杜威書目十類法》中《自序》曰：“經書為四庫首部，其性質近於類書，所有經解注疏，以及字典、叢書、雜誌，及百科全書，悉編入之。”
實則經部雖與西洋學科分類不同，而確乎自成部類。《漢誌》謂諸子以下均出於王官，可知經部即是三代四代天子之官學，以往劉師培、章太炎諸人言之亟詳，而王官之學自是一種分類。
《漢誌》又雲：“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大意與《禮記·經解》、《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相一致。
《漢誌》又雲：“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大意與《莊子·天下》“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相一致。《隋誌》又雲：“遭時製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此言五經自有其係統，皆相關聯，不可割裂，亦無可取代。不惟自成一類，而且“具有特色”。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問：十三經中已具後世經史子集四部之體。《周易》，經也；《尚書》、《春秋》、《周官》、《儀禮》，俱史體也；《論語》、《孟子》，子體也。《詩》三百篇，集體也。然否？答：不必如此分析。論其初祖，何一不源於六經？劉歆敘七略，並無三百之名，而《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史亦經也。”
按六經內容雖可分別與現代文學、史學、哲學等學科對應，然所謂“經”之所以為“經”本不以內容劃分。即史部、集部之中，亦各具文史哲內容，然亦不失其為史部集部也。
此意《四庫總目提要》言之最明。其言曰：“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讚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雖曰存而不論，而定義實在下文。其言曰：“蓋經者非他，既天下之公理而已。”故經學亦可稱為公理之學。
《漢誌》亦雲，《詩》、《書》、《禮》、《樂》、《春秋》“五者蓋五常之道”，又雲：“與天地為終始也”，《史記·滑稽列傳》曰：“六藝於治一也。”此其為學，豈不自成一類。
二、論史與經同源及經史為一
“六經皆史”，故史亦經，經史互釋，同體而異名。故章實齋曰：“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若六藝本書，即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
我國史書起源甚早，而史部分類則晚出。章實齋曰：“大抵《漢誌》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錢基博曰：“經名學而史不聞，史有書而學罕述。”
《隋誌》謂荀勖著《新簿》，總括群書，分為四部。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及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史部尚在諸子之後。但《漢誌》早已有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禮·春官宗伯》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書外令。”《天官塚宰》又載：“女史掌王後之禮職。”皆謂諸史起源甚早。
《世本》又謂：“黃帝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當三代四代之時，史官統領官書，凡諸典冊莫不經由史官之手，故經史為一。《尚書》、《春秋》自在六經之列，《逸周書》、《左傳》、《國語》諸書內容亦頗為相近，亦為史官所掌。
兩漢以下，情境則有不同。蓋有三代四代之史，有兩漢以降之史。三代四代，史稱史官，而經皆官書，史即經，經即史，經史不分。兩漢以降，正史可稱史官，私修隻可稱之為史家，與諸子家言之意略同。今人有“史家”一語，上古史不得稱家，稱家則為子矣；今人有“史學”一語，三代四代之史不得稱學，亦有史官而已矣。
張爾田曰：“三代以上，帝王無經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無教也，政而已矣……經與史之區分，政與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藝》皆三代之政也，故謂之為史；由後而言，《六藝》皆孔子之教也，故謂之為經。”此謂先有其實，後有其名；及有其名，已失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