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國慶
韓愈和柳宗元是我國古代文學中並峙的“雙峰”，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兩大領袖，其政見、文風有同有異，又互相推崇欽佩，堪稱知友。曆來對韓柳有文體之比、文風之比、史觀之比、佛學觀之比、文學理論之比等等，而對於兩人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民本思想，卻鮮有其比。本文側重於此，拋磚以引玉。
一
民本思想不會孤立地產生、孤立地存在，它與屬於世界觀、社會曆史觀的兩大命題密切相關。讓我們先來看看韓愈與柳宗元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異同：
第一，關於“天”和“人”的關係。韓愈對天人關係的認識，還停留在商周時期把“天”當做高居於人類之上的“人格神”的階段，認為“天”有意誌，能決定人的貧富禍福並能夠賞善罰惡，把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範曄等史家的不幸，歸納於“人禍天刑”，堅信“人生由命不由他”（《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柳宗元卻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人相分”的學說，提出了“天人不相預”的觀點，把“天”比作沒有知覺的“大瓜蓏”。這一比喻新穎、生動、樸素，更體現了柳宗元唯物主義者的勇氣。“瓜蓏”乃農家用糞水澆灌培育而出的日常菜蔬，在“謀道不謀食”的儒家眼中，屬等而下之之物。據《論語》記載，樊遲曾向老師孔子請教怎樣種菜，孔子說自己不如“菜農”，並斥之為“小人”。這一比喻抹去了多年來統治者塗在“天”上的種種神秘的油彩，閃耀著柳氏特有的幽默與智慧的光芒。
第二，關於國家的產生及政權的更替。韓愈一口咬定是堯、舜、禹、湯等聖人創造了人類社會與國家，說他們“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抑）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原道》）。而柳宗元則認為國家是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為解決人民之間爭奪生活物資糾紛而產生的。
韓愈認為一個王朝的建立、存亡關乎天命。他支持憲宗封禪，並讚之曰“巍巍治功，宜定樂音，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聞，明爾得意”。而柳宗元卻是唐代反對封禪的“孤軍”。他明確指出，朝廷更替，“非聖人之意，勢也”（《封建論》），國家最高統治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貞符》）。
在以上兩個問題上，韓愈囿於前人而缺少創新，柳宗元卻敢於突破，標誌著這一觀念在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上限。有此雄厚的基礎，子厚在“民本”意識方麵超出退之，當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大致包含以下幾方麵內容：
第一，“吏為民役”。這是柳宗元民本思想的核心。柳宗元認為，天下的官吏都是老百姓養活的：“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送薛存義序》）。“民養官”，這本來是個最簡單不過的事實，但由於不能說、不敢說，或者故意反過來說以謀利等種種原因，這個簡單的事實被顛倒了幾千年。是柳宗元第一次揭穿了這個“皇帝的新裝”式的謊言，把官員從“父母”的尊位上拉下來，按在“仆役”的座位上。
第二，官吏應以感恩之心報答老百姓。國家權力是為了適應處理財產糾紛等事務而產生的。老百姓養活官吏，不是出於崇拜情結或是別的什麼義務，而是出於“司平於我”——有一個公正的、認真的辦事人員的現實需要而已。“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也？”（《送薛存義序》）。官員以感恩之心報答老百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第三，老百姓有權懲罰瀆職官吏。如果發生了官吏“受若值，怠其事，又從而盜之”的情況，怎麼辦？柳宗元用當時社會上公認的主人有權“黜罰”不稱職的仆人的案例，推定老百姓擁有監督與懲治貪官汙吏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