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衛平
言永州者必言柳宗元，言柳宗元者必言永州，這是柳宗元讀者的一個共識。在這個簡單的並列句中，隱含了這樣一個命題：柳宗元與永州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失意的柳宗元隻有在神奇的永州，才能發揮出他的奇才；悠久的永州，也因為柳宗元，才會更顯神奇。兩奇相遇，才產生了文學史上的佳話，永州大地上又多了一層文化底蘊和一個美麗傳說。毋庸置疑，柳宗元是在永州留下佳話最多的古代名人之一，也是第一個從全方位觀察永州、描寫永州的文學大家。我常常想，永州給了柳宗元什麼？除了十年的生活磨礪，創作的題材，還有什麼？研究資料很少涉及。每當我在迷惘中翻開柳集，總有一種感覺在撩撥自己。一種讓永州人特別親切、熟悉和心動的感覺，一種能帶給永州人心靈感應的東西。我說不清是什麼，姑且就叫永州意識吧。這是柳宗元在文化、情感和心靈上與永州磨合、交融後獲得的一種無形的存在，它存在於他的所有作品和人品之中。永州人永遠地傳誦他，絕不是因為他是一位名人、司馬和文學家，而主要是柳宗元身上的讓人倍感親切和無法拒絕的永州意識。有了它，柳宗元才真正地走進了永州，永州才能真正地接受了他。
一
當柳宗元懷著孤獨的心情，拖著疲憊的步履走進永州這塊陌生的土地時，最先迎接他的是永州山水。柳宗元對永州的具體的認識，是從山水開始的。此時柳宗元的心態，並不像許多論者描述的那樣：柳宗元一踏上永州，就深深地愛上了這方美麗的山水，永州山水撫慰著他身心的創傷。而恰恰相反，柳宗元對永州山水的感受，是從陌生和恐懼開始的，至少在幾年之後，才逐步適應永州山水，發現並表現永州山水之美。其實，這很正常。拋開他的處境和心境不論，就從文化接受的角度講，對永州的山水必然有一個認同過程。這一點，在他早期作品中有大量的對山水的恐怖描寫，就是有力的證明。
永州的古城特征，與其命名是一致的。《永州府誌舊序》載：永州“有永山，永水之所出”。永山、永水成了永州的城標。永州多山水，永州古城就是一座山水之城。山中有城，城中有水，瀟水穿城而過，河西還有愚溪奔流東注。山水相依構成了永州的地理特征，這點大不同於柳宗元原來生活的環境。永州山水很有特點：其山不以高峻巍峨取勝，而以秀美靈氣見長；其水不以洶湧澎湃波瀾壯闊為態，而以晶瑩剔透平靜安詳為常。另外，永州的山水貌似普通，不求奇巧，其中卻含有豐富的曆史和文化底蘊，如一部厚重的書。舜帝南巡更增加了山的神聖，湘妃之淚又賦予了水的神奇。由於山水的曆史文化蘊涵，永州現在仍以山水馳名中外，魅力不衰。
初到的柳宗元，對永州山水勢必有一種茫然感。因為，他印象中的山水，主要來自詩文的感受、名山大川的遊曆，具有崇高的審美趣味和知名效應，與眼前的一切大相徑庭。他在《李翰林建書》中所描述的應該是對永州山水最初的印象：“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仆悶即出遊，遊複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永州的山水沒有給他絲毫美感，而處處猶如“陷阱”。走進山水，總有種被“囚”的感覺。這樣的印象，他在《囚山賦》和其他文章中多次作了描述，一直保持了四年左右。這是痛苦的四年，也是不同文化衝突、磨合和交融的四年。直到“永州八記”創作的開始，他才真正地認同了永州山水，走進了永州山水。這也是柳宗元為何到了永州四年多才創作“永州八記”的唯一原因。
認同了永州意識，才使他有了永州人對山水的那種感覺，才會感受到永州山水的親切、美麗和豐富的內涵。隻要稍加留意，“永州八記”的首篇《始得西山宴遊記》，便可清楚地看出認同感的形成。文章不但以“始”字為標題的第一個字，而且在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中反複四次出現，難道不是作者有意識地給讀者的某種暗示嗎？這種暗示是什麼？作者沒有明說，隻是為讀者描述了得西山後的那種從未有過的全新感受：麵對西山的那種親切感的流露，在西山上那種“特立”的崇高感的產生，遊西山後那種鬱悶感的釋放和輕鬆感的獲得，與其說是通過偶爾一瞥的視覺完成的，不如說是不同文化交融後的必然結果。這個“始”字，是柳宗元永州意識的開始，其中透出的是激動、興奮、親切和醒悟。此時他才明白，過去之遊，盡管他“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盡管他“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最後收獲甚少。“知吾向之為始遊，遊於是乎始”的文末感歎，傳達給讀者的是一個連他自己都無法相信的感受。為何真正漫遊是從西山開始的？我們知道，西山與柳宗元住處相距並不遙遠，僅有一條瀟水相隔，朝夕可見。以前，他為何舍西山之近，而求他山之遠？這是文化衝突造成的心理障礙，才使他有視無睹、視而不見。柳宗元的一係列的表現永州山水之美的佳作，都是在得西山以後才出現的。到元和八年（813年）遊黃溪時，他對永州山水的態度完全變了，在他眼中，永州山水已變得無一不美了。他在《遊黃溪記》中動情地寫道：“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這樣的評價，多像自己的兒女對母親的讚美。永州的山水依舊，柳宗元的意識變了。
所以，我們在探討柳宗元山水文學形成的原因時，在高度評價柳宗元山水文學成就時，在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才華和描寫技巧時，千萬不可忽略了，永州意識為他贏得文學史上的自豪和自我價值的實現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
如果說，認同了永州山水是柳宗元永州意識的第一個層麵的話，那麼，對永州的主體和靈魂——人的關注，才算真正地觸摸到了永州。我非常讚同王國安先生所提倡的研究柳宗元的方法：隻有“置研究對象於一定的人際環境中進行研究，才有利於揭示該曆史人物真正的特點所在”。從柳宗元活動的人際環境入手，更能生動地感受到他的永州意識形成，把握住柳宗元人性化的一麵。在柳宗元的作品中，記錄了與永州人密切交往的經曆，表達了對永州人民的尊重、關切和同情之情。這是我們觀察柳宗元的永州意識的第二個層麵的窗口。
柳宗元似乎與永州人神交已久，執著追求理想的柳宗元，與崇尚道德的永州人，在曆史的偶然中走到了一起。兩者之間，無論差異多大，但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一樣地向往道德完善，一樣地尊重古代聖賢，僅此足矣。永州是中國道德文化的發源地，隨著舜的腳步踏上這片偏遠而荒蠻的土地上，古老的文明之花在此盛開了。舜帝的“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的社會理念，為永州人代代傳承。娥皇、女英二妃賢淑、孝順和忠貞又為女性樹立了道德楷模，她們在尋夫路上灑下的深情的淚滴，和永恒地留在翠竹上的點點斑痕，一起化為美麗傳說，深遠地感動著永州人。柳宗元以求道、明道為己任，處處張揚和傳承舜道的主張，與永州人是一致的。相同的信仰，柳宗元毫無障礙地走進了永州人的心靈。柳宗元在《湘源二妃廟碑》一文中，真實地記錄了永州人在修複二妃廟時，表現出對先賢的敬仰和虔誠。雖寫的是永州人，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心意。他的《舜廟祈晴文》，雖是代民祈禱舜帝，那些由衷發出的美好頌詞，很難說清是柳子情還是永民意。柳宗元稱道這裏的民風：“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寰宇記》中也言永州“地有舜之遺風，人多淳樸”。盡管永之民所能做的，隻是頂禮膜拜在神殿之前，借繚繞的香煙抒發追求理想的執著。但這樣一種傳承道德傳統、弘揚民族精神的形式，在本質上，與柳宗元的永貞變革和“文以明道”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