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金磚
周敦頤是瀟湘地域上崛起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他的一生，雖然留下的著作不多，總共加起來，也不過6000餘言。然而，就在這6000餘言中，其《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等著作開創了宋明理學的先河，成為自孔孟之後的第三位聖人，在儒學史上被指認為“功蓋在孔孟之間”。其《愛蓮說》雖隻有118個字，卻將“蓮”之高貴品質與坦蕩風骨盡現紙上，成為文學史上的一篇空前絕後的精美之作，對後來的文學與文化的審美取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周敦頤愛蓮思想的由來
周敦頤，原名惇實，為避宋英宗之諱而更名為惇頤，字茂叔，宋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於湖南道縣久佳鄉樓田村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父親周輔成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任過賀州桂嶺令。因此，周敦頤的出生正是其父仕途最為得意之時，再加上其母親又是京都龍圖閣大學士鄭向的妹妹，不僅賢惠能幹，而且知書達理。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周敦頤的童年獲得了良好的文化教養。再加上自身天資聰明、誌趣高遠，深得前輩讚許。周敦頤十五歲那年，因父親病故，便隨母親投奔開封，寄住在舅父家裏。其舅父鄭向對周敦頤的培養可謂是盡力盡心，幾甚超過了自己的子女。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頤剛剛年及二十，朝廷給了鄭向一個蔭及子孫的機會，鄭向將這十分難得的機遇給了周敦頤，從此，周敦頤便步入仕途。南宋度正的《周敦頤年譜》有這樣的記述：“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誼早聞於時。龍圖公以敘例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周敦頤先後曆任過洪州分寧縣簿、南安軍司理參軍、郴州桂陽縣令、廣州轉運判官、永州通判、知南康軍等職。由於他性情高潔、遠名厭利，不願蠅營狗苟，疾惡如仇，提點刑獄，嚐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以天地良心、誠仁道德為準則，從不唯上唯親。至嘉祐六年（1061年），遷國子博士，後以疾求知南康軍，遂築室廬山蓮花峰下，門前有一小溪，並以故裏營道的“濂溪”名之，於是世人便稱其為“濂溪先生”。嘉祐八年（1063年），任虔州通判的周敦頤創作了他光耀千古的絕妙哲理美文——《愛蓮說》，將詩以言誌、文以載道的儒家文化與佛道二教的修身養性的“出世”思想完美地融合為一體，開出了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朵智慧之花。
當然，周敦頤在哲學與文學上的成就，除了其自身的悟性與家庭環境的熏陶外，還得益於遇上了趙宋皇朝這個“重文尚學”的好時代。960年，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開封東北的陳橋倒戈易幟，自立為王，從後周皇上柴宗訓手中奪過黃袍，登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寶座。上台後的趙匡胤深解“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玄奧，於是，一改過去的流氓武夫之氣，在總結五代各帝猝然而亡的曆史教訓的基礎上，開創了“以文治國”的新時代。這一革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改革兵製，削弱藩鎮勢力；二是起用文人，罷黜武將，他認為文臣再壞，也要比割據一方的武將好；三是大興儒學，使讀書講學之風盛行全國。此外，還在太廟寢殿的夾室裏立有一塊專供“新天子”跪瞻默誦、全然不為外人所知的“誓碑”。“誓碑”中的第二條便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
於是，有宋一代，也是中國曆史上言路最為開放、思想最為自由的幾個時期之一。潛心於學問的周敦頤便在這種大環境下成了自“孔孟”而後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的“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生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的辯證思想，不僅包含著道教、佛教思想的精髓，更是將儒家學說發揚到了一個極致的水平。在屈原的《天問》中曾對天體的形成與其發展變化的過程做過深透的思考：“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千百年來雖有柳宗元的《天對》作答，但讀來較為牽強，關於宇宙的一些原始之初的問題仍沒有一個較為完滿的解釋。於此，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從無極出發，構築了一個“道生一，一生萬物”的完整的宇宙本體論與心性論體係。他認為太極化生萬物，而萬物以人為最貴。“太極之理即所謂誠，而誠也就是人之本性。誠是至善的，所以人之本性也是至善的”，也是這種“誠”的思想的外化。他於嘉祐八年（1063年）五月，創作了《愛蓮說》，並勒於石上，從此，名播天下：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自然之中，奇花異卉數不勝數。而周公唯獨揀出傲霜鬥寒的菊花、雍容華貴的牡丹與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蓮作比，不僅比喻生動貼切，並且意蘊豐富深刻。這三種容顏可掬、特色各具的花卉，從總體上看都可謂是花中之魁，然而，周公認為三者品性有別、趣味有異。“菊”，生於郊野，長於籬下，傲霜鬥寒、不畏風雨，但又不與春花爭豔，可謂“花之隱逸者也”；“牡丹”，生於富貴之鄉，長於名圃之中，嬌豔無比，鮮美奪人，實乃“花之富貴者也”；而獨有“蓮”，生於汙泥之池，長於清漣之上，花豔而隻可遠觀，香清而不可褻玩，“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頑強自立於塵世之中，可見，真是“花之君子者也”。通過這一組絕妙精辟的比喻，我們可以看出周敦頤的人生理想不是道家的隱逸與世俗的榮華，而是如這池中之“蓮”一般，做一個為人坦蕩、淨潔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高貴品質。
周敦頤筆下的“君子”人格，與韓愈《原毀》裏所倡導的“君子風範”遙相呼應。韓愈認為“古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是因為“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後世之人之所以難以成為真正的“君子”，是由於沒人能像“古之君子”那樣去嚴於律己而又寬以待人，所以“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放眼四望，在追逐榮華與富貴的寰寰人世，“君子”愈來愈少，日漸稀疏。於是，周敦頤也隻好引頸長歎、無可奈何地寫道：“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周公的《愛蓮說》道出了他自己及天下文人的心靈追求與精神守望。
二、文學中的“蓮花”情結
“蓮”，又名“芙蓉”、“荷花”、“芙蕖”。《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詩經·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詩經·鄭風·山有扶蘇》：“山有扶蘇，濕有荷華。”這些詩句中都以荷蓮作比，抒發懷春女子心中的那種纏綿悱惻的懷春情愫，以及思而不得而又無法排解的愁苦心懷。屈原的《離騷》裏更是大量地以芳草喻君子、以花香譬美人，如“帛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表現了詩人的浪漫情懷。
至漢魏以後，“蓮”便成為文人學士所反複吟詠的對象而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如漢代王褒《九懷·尊嘉》：“抽蒲兮陳坐，援芙蕖為蓋。”魏代曹植《洛神賦》：“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以擢莖。”晉代潘嶽《蓮花賦》：“課眾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宋代傅亮《芙蓉賦》：“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於芙蕖。”《古樂府·江南》：“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古樂府·采蓮曲》：“采蓮者，窈窕舞佳人。”梁武帝蕭衍《子夜夏歌》：“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梁元帝蕭繹《折楊柳》：“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唐代李白的《古風》：“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唐代白居易《蓑荷》：“白露凋花花不殘，涼風吹葉葉初幹。”唐代王昌齡的《采蓮曲》：“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宋代文同《蓮賦》：“挺濁淤以自潔兮，澡清漣而逾麗纖。”唐代王勃《采蓮賦》：“芳華兮修名，奇秀兮異植，紅光兮碧色，稟天地之淑麗，承雨露之沾飾，蓮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時，何當婀娜花實移，為君含香藻鳳池。”可見，荷蓮已成為一個文人所描摹的對象，反複出現在詩詞歌賦之中。不過，這些作品裏描寫的多為荷花的紅豔、蓮葉的碧綠、蓮藕的潔白等自然屬性，而對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完美人格，雖有提及，但並沒有像周敦頤《愛蓮說》中描寫得這般玲瓏剔透、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