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再喜
隨著趙宋王朝的建立，柳宗元迎來了接受史上的第一個春天。王安石（1021—1086）就是這個春天裏的辛勤耕耘者。他對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政治作為和文學成就進行了全麵的肯定，這在柳宗元接受史上還是第一次。由於王安石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學地位，他對柳宗元的接受態度對當世和後代的讀者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成為柳宗元接受史上一個“拐點”的開拓者。
一、將其位列於繼“孔、孟”之後的儒家聖人
中唐時期，柳宗元和韓愈在對待儒、釋、道的問題上，兩者觀點迥異，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柳宗元是“統合儒釋”（《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遊河朔序》），韓愈是“牴排異端，攘斥佛老”（《進學解》）。歐陽修（1021—1072）作為封建正統士大夫的代表，為了確立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強調道德教化學說，明確繼承了韓愈的儒家“道統”論，對柳宗元的態度深為不滿。對此，歐陽修認為柳宗元與韓愈“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唐南嶽彌陀和尚碑》）。歐氏的這段言詞，使其成為“從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擊柳宗元，歐陽修是出言最苛的一個人”。可幾乎與此同時，王安石卻表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他沒有跟著自己的老師隨聲附和，明確地說：“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上人書》）在這裏，王安石把柳宗元與韓愈一起並提為在孔子之後令人仰望的聖人。眾所周知，韓愈以孔、孟的繼承者自居，因此，北宋前期的柳開（947—1057）、孫複（992—1057）等都把韓愈列為繼孔、孟之後的聖人序列之中。柳開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應責》）因此，他雖把柳宗元當成自己的祖先（他取字為“紹元”，就是“繼承祖先”之意），可對於柳宗元在儒家曆史上的地位，他卻說：“吾祖（柳宗元）多釋氏，於以不迨韓（愈）也。’”（《東郊野夫傳》）孫複基本上接受了柳開的觀點，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信道堂記》）在龐大的儒家體係中，同樣也難以發現柳宗元的影子。而王安石把柳宗元和韓愈相提並論，將他們一起作為孔、孟之後的繼承人，位居大聖人之列，這是對流俗和傳統的反駁，初步奠定了柳宗元在儒家思想體係中的曆史地位，在柳宗元接受史上還是第一次。
二、讚揚其“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的人格精神
柳宗元年輕時（805年）在長安參加的“永貞革新”運動，由於涉及皇權之爭，觸犯了封建社會的一個大忌，所以在其失敗之後，便被迅速流放到偏遠的永州（今湖南永州）。而“（柳）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寄許京兆孟容書》），導致“永貞革新”事件對柳宗元文學傳播接受的影響也最深。他被貶謫永州不久，憲宗皇帝便頒發了“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卷十四）的詔令，使他成了一個永無翻身之日的罪臣。在一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社會裏，人們以成敗論英雄，采取先入為主的接受心態，政治革新的事實真相大都被歪曲，甚至被作為反麵典型記載在《順宗實錄》，舊、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官方史書中。受此影響，“雖其事之美者，反以為惡，而劉、柳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清·陳祖範著《陳司業文集》卷一）。政治上的失敗是柳宗元在唐五代時處於寂寞境地的重要原因。
王安石沒有被曆史的假象所迷惑，他在改革家範仲淹的基礎上力排眾議，為柳宗元所受的不公正評價鳴冤叫屈：
餘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複何議彼哉！（《讀柳宗元傳》，《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王安石在“皆羞道而喜攻之”的情況下，挺身而出，充分讚美了柳宗元等八司馬的傑出才能和自強不息的精神，稱其為“天下之奇才”，批駁了當時“欲為君子者”的醜陋行為。作者雖然限於封建正統觀點和自己的政治身份，還不可能完全肯定王叔文集團的政治作為，也把柳宗元的政治作為歸結於王的誘惑；但透過表麵的言辭，能很明顯地感覺到王安石對他們的心理認同感已經遠遠超過了道德倫理的範疇，在給柳宗元鳴怨叫屈時的語調是如此的急迫，而對其“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的態度又是如此的堅決。北宋時，王安石對柳宗元政治作為的接受態度的轉變，對於改善他的接受環境，實在是功不可沒，所以明代的李懋檜說“至宋王荊公、範文正公，鹹為之伸以喙，八司馬稍稍生氣矣”。
三、稱其為文學史上的“豪傑可畏者”
在晚唐時，杜牧已經開始把柳宗元同韓愈在文學上的成就相提並論，曾言：“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北宋前期的柳開（947—1000）、穆修（969—1032）等古文家也有類似的看法。但幾乎與此同時，作為“道學家”的石介（979—1045）在對“韓、柳”並提的接受上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他以“道統”的眼光來比較韓、柳的文學成就，認為柳不如韓：
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誌複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讚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眾，能起三數百年之弊。（《上趙先生書》，《徂徠集》卷十二）
整個文章是對韓愈的溢美之詞，在韓愈與柳宗元的對比之中，實質上提升了韓愈的文學地位，對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的貢獻進行了貶損，把他降到了與韓愈的眾多弟子同為一個層次，從而使其由一個古文運動的領導者變成了一個韓愈的追隨者和附和者。這成為柳宗元接受史上“柳不如韓”的源頭之一，也直接影響了歐陽修等散文大家對柳宗元的接受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