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再喜
嚴羽（1192—1245），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他的《滄浪詩話》理論體係完備，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其識精，其論奇，其語峻，其旨遠，斷自一心，議定千古。”其對柳詩接受的開創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第一次將柳宗元作為“元和詩壇”的代表作家
柳宗元（773—819）雖然詩文兼擅，然而在唐五代時，就其文學成就而言，主要以散文聞名；作為一個詩人卻是孤獨和寂寞的，其詩接受的命運直到北宋中期的蘇軾才發生轉變。南宋詩人曾季狸在其《庭齋詩話》中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應物）、柳子厚（宗元），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三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魯國，東坡真有德於三子者。”由此可見，在蘇軾之前，柳宗元的文名掩其詩名，其詩歌一直處於默默無聞的境地，乃至清人陳衍發出了感歎：“柳州（柳宗元）……其詩世所謂寂，其境世所謂困也。”而與柳宗元同處一時代的白居易（772—846）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元稹（779—831）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描述了白詩在當世廣為流傳的情形：“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麵對著如此傳播接受的盛況，乃至後晉時的劉昫也附和道：“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認為在詩歌發展史上，元稹、白居易創建的“元和體”是在以曹植、劉楨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和以南齊沈約、謝朓為代表的永明詩人之後的第三次高峰，理所當然地把元稹和白居易當成了唐“元和詩壇”的代表作家，也隱含著已經超過柳宗元和同時代其他詩人之意。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先生通過比較柳宗元與其同時代的“元、白”詩派在當時的傳播情況後，也持同樣的觀點：“柳宗元固然是後代敬仰不已的‘宗師’，然而當時更為知名和流行的，卻是元（稹）、白（居易）。”實質上，在嚴羽之前，蘇軾雖然改變了柳詩的接受命運，糾正了世人對柳詩的不公正評價，但對其詩歌的全麵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人們還習慣於把元稹和白居易作為唐“元和時代”的代表作家。直到嚴羽《滄浪詩話》的出現，才撼動了“元（稹）、白（居易）諸公”的詩學地位，確立了柳宗元在“元和詩壇”的正宗地位，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家。
南宋時，嚴羽根據唐詩發展的時間，將之劃分成“唐初體、盛唐體、中唐體、大曆體、元和體和晚唐體”（《滄浪詩話·詩體》）。在這五種詩體中，作者最喜“盛唐體”，言語間處處流露出喜愛之情；對“元和體”雖沒有正麵的闡釋評論，但他根據自己的見解，勇於突破流俗相傳的看法，將柳詩與“元（稹）、白（居易）諸公”的詩歌進行了比較，使其優劣自現，從而表明了自己的接受態度。在《滄浪詩話·考證》一文中，當嚴羽評價白居易的“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嗬凍手暖髯須”這一絕句詩時，認為“決非盛唐人氣象，隻似白樂天言語”。其實質就是隱含了白居易詩歌所存在的語言淺俗、缺乏含蓄的弊端。由於對白居易詩歌的不滿，嚴氏在《滄浪詩話·詩評》一文中，甚至認為“顧況詩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風骨處”，暗示著白居易的詩歌已盡失盛唐之氣象，由此把“元、白”兩人的詩學地位降到了詩學成就一般的顧況之下，而對柳詩的態度卻是“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滄浪詩話·詩評》）。由此看來，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和閑適詩雖然在當世和北宋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曾經盛極一時，但到南宋後期，在嚴羽的視野中已經失去了它的曆史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柳宗元的古體詩。他明白地指出：“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滄浪集》卷一）此後，在柳詩漫長的傳播歲月裏，一部分接受者沿襲著嚴羽的觀點，當說及“元和詩人”時，往往將柳宗元位列於元稹和白居易之前，將其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家。明代的王世貞、王世懋，清代的王夫之、王士禎等大都持這樣的觀點，乃至清代的喬億還堅持認為：“柳州歌行甚古，遒勁處非元、白、張、王所及。”這對於白居易詩歌在“元和時代”的傳播盛況和柳詩的默默無聞而言，柳詩的接受命運已經在嚴羽的《滄浪詩話》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嚴羽之所以揚“柳”而抑“元、白”，可以從兩個方麵進行探析。首先，源自於對“元、白”詩風的不滿。元稹和白居易詩歌在宋代傳播的時間很長，擁有龐大的接受群體。他倆詩歌的傳播時間，始於太宗時期，盛於真宗，到仁宗朝時，“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行於容易”（歐陽修《六一詩話》）。但在對其的學習和效仿的過程中，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張戒《歲寒唐詩話》）的短處也日益顯露。另外，“元、白”詩風雖然盛極一時，但對其批評之聲也從未間斷。晚唐的杜牧（803—852）就指出：“元和以來，有元、白諸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北宋的蘇軾（1037—1101）也說“元輕白俗”（《祭柳子玉文》）。這主要是針對元稹“輕佻”的豔情詩和白居易的流於放任消極生活狀態的閑適詩而言。對此，兩宋之際的張戒（約1135年左右在世）也認為白詩“冗長卑陋”、“其氣卑弱”（《歲寒堂詩話》）。嚴羽作為一代詩學的集大成者，其基本的詩學思想是：“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滄浪詩話·詩體》），“遇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滄浪詩話·詩體》）。顯然，“元、白”詩派不是嚴氏心目中的審美對象，於是嚴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轉向了與他倆同時代的柳宗元，希望以柳宗元的古體詩來矯正“元、白”詩風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