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揚帆
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學發展水平和當時的社會曆史發展條件有著必然的聯係，其中傳播媒介對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傳播媒介在文學中的作用已不隻是文學的外在物質傳輸渠道，文學的發展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受到了作為其傳播物質載體的傳播媒介的影響和製約。每個曆史階段的文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麵貌和文學生態的不同變化，都和當時傳播媒介的發展水平緊密相連。
中國文學的發展從口耳相傳的詩經時代開始到今天已經走過了2500多年的時間，25個世紀裏，傳播媒介從古人的筮骨鑄器一直發展到了今天把整個世界連接為一個地球村的互聯網，給世界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對文學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範圍內，中國古代文學都堪稱典型和範例，興起於隋唐、極盛於兩宋的詞，其發生、繁衍過程也必然與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離開了傳播活動，也就沒有了宋詞的興盛。
燕樂是一種風格綺豔輕佻的“靡靡之樂”。這種世俗音樂長期流傳於宮廷私宴和秦樓楚館，為歌兒酒使輾轉傳唱，其聲情也隨之發生變化，日益趨向歌唱者本身的聲情特點，這就是專主豔情，獨重女音。詞與燕樂相合，無論質或形都體現了燕樂的情調特征。正如沈雄在《古今詞話》中雲：“以旖旎近情之辭，應合管弦冶蕩之音，往往極怒極傷極淫而後已。”王炎在《雙溪詩餘自序》中也提出：“長短句宜歌不宜頌，非朱唇皓齒無以發要妙之音。”由此，詞的那種以閨音與豔情為主要題材和以清切婉麗為宗的特征開始形成，而且還必須適合女性演唱，隻有“朱唇皓齒”才能充分體現它的聲情特色。
抄寫、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為宋詞傳播的重要渠道，逐步取代歌伎在宋詞傳播史上的地位。更多的詞依賴書麵傳播方式麵世：紹興年間的《複雅歌詞》、《梅苑》，嘉定間的《百家詞》，淳熙年間的《花庵詞選》，南宋晚期的《絕妙好詞》、《樂府指迷》等大型或專題詞選陸續出版。可見，時至南宋，傳播方式的變化影響和製約著文學審美趣味的嬗變，導致了宋詞從內容、形式到藝術風格、審美特征方麵根本的轉變，從重音律轉向重文字，從娛賓遣興轉向抒情言誌，創作上也出現了運用典故和散文化的特點。雖然也有部分通音律的詞人繼續了協律作詞的傳統，但是，南宋詞人所協之律已經是士大夫階層喜好的音樂，而非歌兒舞女口中傳唱的小曲。南宋詞以後的詞則完全脫離了大眾，成為文人案頭韻文的一種。
一、題材
（一）綺思豔情
詞以歌伎為傳播中介，語音和樂音等聽覺符號的傳播具有時空的延伸性（一個過程）和即時性（無法重複），口傳耳受的傳播方式要求理解、欣賞和共鳴在瞬間完成。家宴和娛樂場所是其主要的傳播場合，社交的場合自然導致了內容的通俗化和世俗化。歌伎是來自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女子，其中大多數不可能具備很高的知識學養；而受眾則以民間受眾和文人受眾（在中國古代，受眾按需求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官方受眾、民間受眾和文人受眾）為主體，而文人受眾此時是以享樂的心態出現的。凡此種種，詞的傳播中介、傳播場合和傳授主體的特點，決定了詞的內容是以宴樂、社交、閨情、愛戀、羈旅、別愁為主。
所以，以歌伎傳播的階段以纏綿悱惻的筆觸抒寫傷春悲秋、相思怨別的男女之情是其主要題材。宋代文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騷人雅士，也都寫有或多或少地與女性生活或男女情愛有關的所謂“豔詞”。宋代湧現了許多以寫“豔情”和“豔詞”而著稱的優秀詞人，如柳永、歐陽修、晏幾道、秦觀、黃庭堅、周邦彥、薑夔、吳文英等等。尤其是晏幾道最為擅長，故今人吳梅亦評曰“豔詞自以小山為最”。即使是以豪放詞風著稱的蘇軾、辛棄疾等人，也都不免有“豔情”之作。
如晏殊將筆觸更進一步伸向女性的內心，寫相思：“天涯地角有窮時，隻有相思無盡處”，“紅箋小字，說盡平生意。鴻雁在雲魚在水。惆悵此情難寄”。歐陽修的《醉蓬萊》描述了男女相悅、相戀、幽會、墜入愛河的全過程：“見羞容斂翠，嫩臉勻紅，素腰嫋娜。紅藥闌邊，惱不教伊過。半掩嬌羞，語聲低顫，問道有人知麼？強整羅衫，偷回波眼，佯行佯坐。更問假如，事還成後，亂了雲鬢，被娘猜破。我且歸家，你而今休嗬。更為娘行，有些針線，消未曾收囉。卻待更闌，庭花影下，重來則個。”整個過程寫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享有“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的盛譽的柳永，其豔詞就不勝枚舉了。蘇軾寫戀情、寫傷感的詞，則委婉而細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崗。”詞的情感內涵比一般寫男女之情的詞更厚重。再如《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將春日思婦的形象與飄舞的楊花相互映襯，層層渲染一種哀怨的情緒，又寫得特別的輕柔細巧。
（二）抒情言誌
“文字是人類傳播發展史上第二座重大裏程碑。如果說語言的產生使人類徹底擺脫了動物狀態，那麼文字的出現就使人類進入了一個更高的文明發展階段。”文字的出現並運用於傳播過程就充分顯示出了其傳播優勢：文字傳播可以將聲音和發出聲音的人分隔開，突破時間、空間條件的限製，而且可以通過文字的反複閱讀和慢慢詮釋，文字可以比語言傳播更深刻的內容信息。所以隨著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為宋詞傳播的重要渠道時，詞體內容也就從娛賓遣興的豔曲歌詞變為了詞人自我抒情言誌的載體。
宋初詞生發於歌樓酒宴之中，其主要特征是“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詞隻是描繪兒女私情、離愁別恨。蘇軾進入詞的創作後，力圖突破詞為“豔科”的藩籬及粉澤相高的浮靡風氣，以“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態度作詞。在他的筆下，詞能承載許多詩歌的題材，諸如詠物敘事、記遊賞景、懷古感今、送別悼亡等，皆一一移入詞內，甚或用詞來議論時政，探討哲理，參悟禪機。蘇軾自覺地將詞之創作納入文人廣泛的日常生活裏，使得詞像詩一樣，“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如以壯誌入詞：“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以理趣入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以田園風光以及悼亡感懷入詞，前者如《洗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後者如《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等等，都表現出蘇軾“無意不可入”的創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