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揚帆
傳播作為人類的一種基本行為，可以說是與人類社會同時存在的，它“是個人或團體通過符號向其他個人或團體傳遞信息、觀念、態度或情感”。在文學活動中，文學傳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傳播方式，不僅決定著文學傳播活動的存在與發展，而且決定著傳播內容的質量與數量，還決定著其對人類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宋詞的繁榮和演變雖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文學發展規律，而傳播功不可沒。在宋朝，各種傳播媒介不僅將宋詞加以廣泛傳播，而且大大推動了宋詞的繁榮和發展。
一、宋詞的傳播條件
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學發展水平和當時的社會曆史發展條件有著必然的聯係，而傳播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複雜、緊密的互動關係，一方麵，社會發展的狀況製約、決定著傳播的發展；另一方麵，傳播的發展又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宋詞是在宋朝社會特殊的時代氛圍中成長並繁盛起來的，無不與宋朝社會所提供的傳播條件息息相關。
（一）政治環境促進了宋詞的傳播
政治、道德一直是文學中重要的主題，但是這一主題的表現，是出自個人對社會本身的真切感受與真切認識，還是出於社會上占主導地位、代表政權意願的理性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宋代文學中普遍的情況是，把文學當做政治與教化的工具，因此文學的發展與傳播和當朝政治環境的變化緊密相連。
宋代，科舉製度得到很大完善，一個人不管其門第、鄉裏、貧富如何，都可能“學而優則仕”。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蘇氏父子、黃庭堅等，都是出身於寒微的家庭。如此種種，從積極的方麵來看，可以說宋代實現了政治權利對平民階層的廣泛開放，這使宋代社會具有前所未有的平等程度。這一政權特點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國家政權的依賴和效忠，注重個人對國家對社會的政治責任與道德義務，而個性的自由發展、自由表露得到抑製。因而，宋代文人相比唐代文人來說，思想也許更加成熟深沉，但明顯缺乏唐代文人那種才華橫溢、舒卷自如的豪情。再者，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環境相當寬鬆和富裕，宋太祖甚至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樣就為士人提供了相對寬鬆的政治、言論環境。儒家知識分子本來就以積極入世，以身殉道為己任，有了這樣的環境，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了很好的發揮。這就給了他們創作和欣賞的閑暇，不僅使他們的作品常有前人所無的精致和細膩，而且社會中文人作者隊伍不斷擴大，並有大量的社會人群參與到文化工作。
從上述宋代文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心境，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宋朝統治者和社會風氣為宋詞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北宋初期到中期，國家內部局麵比較安定，政治環境寬鬆，而詞又被視為純娛樂性的“末道小技”，所以抒寫男女豔情、抒發個人情懷的宋詞開始盛行。北宋時期，大部分詞作都沒超越男女戀情、別愁離恨、人生哀怨等傳統題材，但在文人士大夫對國家對社會忠誠的責任和道德感的影響下，詞由抒發個人情懷慢慢向抒情言誌發展。至蘇軾，其以雄大的才力、開闊的胸襟開創詞的新領域，既寫男女戀情、離合悲歡之類的傳統內容，又突破詞為“豔科”的狹隘範圍，將田園山水風情、人生誌趣、懷古感今以及詠物紀事等內容移入詞中。
一種文學題材或形式，如果被統治者所喜歡，或者能很好地表達當時的社會心聲，則都會有較大範圍的傳播。由於靖康之變的巨大衝擊，社會中抗金救國的呼聲高起，文人的悲憤心態也同樣反映到詞的創作中來了。而且，詞在形式上比詩更適宜於表達那種激奮的、跳蕩的和變化不定的情緒，一些反映出當時社會共同心態和期望的詞作，一旦問世，便被廣為傳誦，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以感懷時事、抒寫抗敵壯誌為中心，產生了大量表現出強烈民族意識和悲涼情緒的作品。詞的題材和風格在南宋又出現了一次新的重大變化。南宋後期，開禧北伐的失敗使宋王朝以它的恥辱而獲得苟安。這對整個南部中國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不但朝廷不敢提恢複中原的口號，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報國雪恥夢也在黯淡下去。同時，相對安定給南宋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會，造成了甚至超過北宋全盛時代的繁榮，社會中享樂風氣開始流行，抒情藝術得到很大發展。故這一時期吟詠日常生活情懷、傷感恬淡的詞作又在社會中風行起來。
由此可見，宋代統治者及宋詞社會背景為宋詞的傳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城市與商業的發達推動了宋詞傳播
文化的傳播離不開經濟的發展。自古以來，傳播的發展都與當時當地的社會整體發展狀況高度一致，體現了所在國家、民族和所處時代生產力水平。無論是古老的媒介還是現代的媒介，它們的發展水平都與特定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相吻合。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商業與前代相比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為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城市與商業的發達就是這一變化中的突出現象，它不僅直接影響了這一時期文學的觀念、內容、形式嬗變與演進，而且還大大推動了文化的傳播。
宋代城市與商業的發達使分工越加細密、生活越加方便。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不朽名畫《清明上河圖》，生動而細致地再現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社會生活。百業興盛、市場喧囂，熙攘的人群，林立的店鋪，眾多的廣告，令人想見宋代的城市是何等繁華，社會生活是何等的紛紜，它的信息傳播活動又是何等的發達。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必然產生對信息傳播的強烈需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記載了當時汴京的盛況：“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禦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街，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這段文字不但記載了汴京的繁華，而且談到“新聲”的流行。“新聲”就是當時流行於民間的曲子詞。同時還揭示了作為“新聲”之小詞產生於商業環境的事實，而它們的受眾也就不再局囿於士大夫文人，更是麵向著廣大的城市居民。在這樣作坊林立、買賣興隆的年代，文人作品有時也會成為商業中流通的商品，因而文學作品超出了文人孤芳自賞的小天地而走向了眾人傳觀的市場。例如曾鞏《蘇明允哀詞》稱三蘇文章盛傳於世，“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北宋汴京相國寺書肆、南宋臨安陳道人書鋪、尹家書籍鋪等，實際上成了文人與讀者溝通的橋梁，成了文學傳播中心。
城市的發展，為商業和娛樂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環境。使人們的娛樂需求高漲。宋代重要的商業都市伎館林立，歌伎雲集，歌樓酒館是宋詞傳播的主要場所之一。歌伎往往以新詞唱曲，使文人詞不脛而走，使詞得以快速傳播。
商業的繁盛，經濟的高度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大，商品交換的頻繁等，增加了人們的交換機會，提供了傳播活動的優良空間，促進了傳播活動的強度、力度、深度以及信息的覆蓋麵。可見，宋詞的興盛是與宋代社會都市的繁榮和文化娛樂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三）歌伎製度的盛行加速了宋詞的傳播
宋詞作為一種極富音樂特征的文學體裁，它的發展、興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依靠的是歌伎的傾情演唱。宋代是一個歌伎極度繁盛的社會，歌伎數量多，且遍布各地。在宋代文獻中有姓名可考者就有蘇瓊、嚴麗、徐楚楚、李師師、錢寅奴等67人，其餘無名的或僅存小名者就不可勝數了。宋代的歌伎製度上承唐代，歌伎分為三類：官伎（包括營伎）、私伎和家伎。私伎，是指市井伎女，其中的歌伎以賣藝為主，商業都市中的歌樓、酒館、茶肆、平康諸坊及互市等處是私伎們聚集和活動的地方。宋代名伎李師師、唐安安等都屬於私伎。官伎，主要指教坊的歌伎，軍中的女伎，中央及地方官署的歌伎，是由官府指派或選定民間私伎中色藝俱佳者強令其加入樂籍。每遇朝廷重大的節日或宴會，官伎都必合樂表演歌舞。家伎，是指豪門貴族士大夫家中供養的擅長歌舞的女伎，用以娛賓遣興，侑酒佐觴。隨著宋詞演唱和創作的日益增多，宋代一般貴族士大夫家裏蓄伎之風更是極為普遍。他們在官餘之時，往往賓朋相聚，飲酒相歡，出以家伎，歌詞侑觴，這是當時很流行的娛樂風氣。例如，歐陽修家有妙齡歌伎“八九殊”，他曾將當時流行的歌詞和自己所作之詞編為《醉翁琴趣外篇》六卷，用來讓家伎們練唱；蘇軾也有歌舞伎數人。
由於歌伎聲情並茂的歌唱，詞的思想感情和內在的藝術美才可能真正展示出來，並廣泛迅速地在社會上流傳，為廣大人民所喜愛和欣賞，獲得“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語》）的驚人效果。據說柳永到杭州看了極其壯觀的錢塘江潮，深有所感，寫了新作《望海潮》，即交杭州名伎楚楚，囑她到原為“布衣交”的大官孫何大宴上歌唱。楚楚也使出平生本事，“宛轉歌之”，贏得滿堂喝彩聲。孫何弄清作者原是自己的故友後，即邀柳三變相會於宴會上。《望海潮》很快傳唱出來，成了當時“最走紅的流行歌曲”。其中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幾乎家喻戶曉。又由於歌伎將演唱詞曲作為一種職業，她們需要不斷變換歌曲，常在宴席侑殤之間向詞人索求新詞，促使詞人不斷地為她們創作，新的詞章才會源源不斷地湧現。這也就必然大大推動宋詞的發展，使其日益繁榮興盛。還由於她們與詞人之間的這種天然親密關係，在不斷填詞和演唱之中產生了相知相戀的愛情，又使詞人們以平等、尊重及同情之心，寫出反映她們不幸遭遇的優秀作品，特別是大量描繪他們之間深摯相思，沉痛離愁的愛情詞章，成為宋詞中的一道風景。
（四）造紙術與印刷術的普及擴大了宋詞的傳播
印刷媒介的出現使人類信息存儲和傳播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史的進程。印刷媒介的誕生離不開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教授說：“我想沒有能比紙與印刷的發明對所有人類文化史更重要的題目。”
造紙術的發明，使中國汗牛充棟的文化典籍（包括詞籍）得以廣泛傳播並流傳至今。宋代的造紙工業較之唐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宋王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座規模宏大的造紙工場，內有技術工人1200人。據《蜀城譜》記載，當時僅成都就有數百戶以造紙為業的人家，有的個體作坊有幾十名造紙工人。生產宮廷專用的貢紙之地，唐代隻有2處，而宋代擴大到8處。貢紙生產尚且如此，一般紙張生產的數量與質量的提高，就更不消說了。早在唐代，中國就發明了雕版印刷術，當時主要是雕印佛經和曆書，唐朝出版的文學作品有記載。宋代是雕版印刷的繁盛時期，國子監、公使庫、各級學校、私家書坊都刊刻了浩如煙海的書籍。宋王朝還專門頒布過一係列書籍出版法以規範當時的文化市場。大量的文學作品也助出版印刷風行於世，著名文學家的作品每出一篇，頃刻會被鏤版單傳。蘇軾《與陳傳道》雲：“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朱弁《曲洧舊聞》卷三載，歐陽修《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至，當時為之紙貴”。卷七載，“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由於如此發達的傳播條件，宋詞也通過雕版或刻石拓印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到了北宋中期，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和宋人對長短句的青睞，宋詞便以單篇或結集出版的形式大量進入文學市場。《曲洧舊聞》卷七載蘇東坡所草呂惠卿貶謫之製詞，“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