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說，裏姆斯基所缺乏的那些知識對《賽得戈》與《安塔爾》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它們的存在就足以說明其了不起。當然，能夠一聽就認識某一個音程或某一個和弦，要比知道它們的名字更為重要，又何況必要時這些名字可以在一天之內全部學會呢！同樣，能夠使配器富有色彩要比認識樂器重要得多。那些軍樂隊隊長們不是都知道樂器嗎？而他們的配器卻都是刻板的文章。如果替新教聖詠歌配置和聲或寫四部對位，這些似乎隻有風琴師才需要做；而《安塔爾》和《賽得戈》的寫作卻比這些有趣得多了。但是事實是，連這些最起碼的名詞術語都不知道，以致竟要通過請教自己的學生知道它們——這畢竟不是一件體麵的事。而且在裏姆斯基完成了《潑斯考甫姑娘》之後不久，他的缺乏對位與和聲技術這個事實在他的創作想象力突然中斷這一點上就顯而易見——由於缺少技巧上的運用，單憑感覺導致了老是翻來覆去運用同一手法，連自己也感覺毫無味道。所以隻有力求技術的進步才能將新的活力注入新的創作中，才能把雙方解放開來，而使它們能再從事作曲活動。不管怎樣，剛剛踏入音樂學院大門的裏姆斯基感到憑僅有的一點感覺與知識，而膽敢擔任教職，實在是件大錯而特錯的事——因為這些教授的責任乃是造就作曲家、指揮、鋼琴家、教師等專門的人才。
然而這一步已經跨出了，裏姆斯基既然作繭自縛而應聘，就不得不偽裝著自己通曉一切，並了解所有學生的問題，他不得不調集一切儲存於頭腦中的知識——個人的好惡，對曲體的理解力，對管弦樂色彩的領悟力以及他在作曲實踐中的一些經驗，這些給了他極大的幫助。但他還是隨時隨地從學生之中汲取知識以充實自己。在樂隊班上，裏姆斯基總是強作鎮定。幸而最初學生們誰也不曾疑心他是缺乏理論基礎的，而等到他們懂得估量他的深淺時，裏姆斯基已向前遠遠邁出了一大步了！
到1874年，裏姆斯基代和聲學和對位法課程。他這時對管弦樂器已經有了徹底的認識，並且還達到了相當高的技術水平，換句話說，在作曲時，可以不致再有棘手之感了。他這時才開始對他的學生們有了實際的幫助。後來的學生，有的從別的班轉調過來，有的自始至終跟隨著他——算是真正的裏姆斯基的學生了，他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裏姆斯基成了音樂學院的知名教授！20年之後，當他的音樂學院同仁和俄羅斯音協董事會以祝詞和演講來慶賀他音樂創作活動25周年紀念時，裏姆斯基以無比感慨的口吻答複賀詞——音樂學院教學的歲月成為裏姆斯基終生難忘的升華年代。
裏姆斯基的哥哥伏因由於幾年前得了很嚴重的心髒病，此時更加嚴重，到了秋天他隻得帶了太太和3個孩子到比薩去休養。哥哥一走，裏姆斯基頓覺孤單。於是他找到穆索爾斯基，希望兩人住在一起以減輕寂寞的痛苦。他們就在潘悌萊穆諾夫斯卡婭街上的房子裏租了一間帶家具的房間。他們為了避免相互之間的幹擾，立下了隻有兩人才知道的規則：每天從早晨到中午，鋼琴由穆索爾斯基用，裏姆斯基就抄譜或配器；中午穆索爾斯基去上班時，鋼琴歸裏姆斯基使用；晚上的時間則由兩人互相協商來支配。而且每周裏姆斯基要到音樂學院去兩次，都在早晨9時，在這兩天，穆索爾斯基就去別的朋友家裏吃飯。這樣，事情被安排得很得當。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和計劃，因而收獲頗大。
但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在這時從天而降：從比薩發來了一張電報，報告伏因突然病故的消息。看到電報的裏姆斯基感到欲哭無淚，他正在向外傾倒的靈感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哥哥的影子固執地浮現在眼前，想甩都甩不開。穆索爾斯基也一時手足無措，他隻會跟著裏姆斯基一起悲哀。兩個人的房間頓時安靜起來，夜晚的房間裏一片漆黑，隻有不知從哪個角落閃動的淚光讓人感覺到這房間中還有生氣。
海軍部撥給了裏姆斯基一筆很大的款子，叫他去搬運伏因的遺體回彼得堡。於是裏姆斯基強忍悲痛，略作準備就匆匆起程，他取道維也納和波倫亞往比薩去。幾天之後，伏因塗過香料的遺體開始運回聖彼得堡。在返回維也納時，安東·魯賓斯坦正在當地指揮著一連串交響音樂會，他正準備把李斯特最近完成的神劇《基督救世主》作首次公演。裏姆斯基設法打聽到他的地址後，就直接去訪問他。魯賓斯坦非常熱誠地接待了他，並立刻在琴邊照鋼琴譜校對清樣，把這部神劇幾乎全部彈奏了一遍。裏姆斯基聆聽著莊嚴而神聖的樂曲，不禁心潮澎湃，無可自抑——這多像為伏因奏響的升入天堂的序曲啊！願萬能的上帝保佑他的靈魂永存吧！
伏因永遠地離開了裏姆斯基，但他感到伏因那堅定的目光無時無刻不在注視著他，鼓勵著他為自己的音樂事業而不懈追求。這時，一位年輕而美貌的姑娘闖入了他的生活中，她的名字叫娜黛希達·尼古拉耶夫娜·潘古德。她也彈得一手好琴，而且非常熱愛與支持裏姆斯基從事他的創作。有這樣一位誌同道合的伴侶使裏姆斯基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安慰。1871年12月，他們訂了婚，但是裏姆斯基的工作並未因此而停頓，第二年1月，他終於完成了《潑斯考甫姑娘》的序曲及其管弦樂總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