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1848～1908），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後名詒讓，字仲頌（一作衝容），別號籀廎。浙江省溫州府瑞安縣（今瑞安市）
孫詒讓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孫衣言，於道光三十年成進士，入翰林，曆官中外二十餘年。
孫詒讓的治學是由父親發蒙的。他五歲時即隨兩親居北京，開始跟隨父親讀書識字。九歲，受《周禮》，十歲即旁涉群籍，日以瀏覽《漢魏叢書》為樂。鹹豐八年（1858），孫衣言出任安徽安慶知府，他才從北京返歸裏門。年十三，治校讎之學，即草成《廣韻姓氏刊誤》一卷。十六歲，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及《皇清經解》，知清儒治經、史、子、小學的家法。年十八複著《白虎通校補》一卷。
孫詒讓在治學道路上，嚐自言：“少耽文史，恣意瀏覽，久之，則知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嚐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可見他幼承家學，從小就打下堅實的基礎，到後來博覽群書，其所以著作等身，學術超越前人，主要是出於自己的專攻。他十九歲參加院試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應浙江鄉試，中式同治了卯科舉人。但後來因鄙薄八股時文，雖八上公車，終未成進士。
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緒五年（1879）的這一段時間裏，他侍父從宦於江蘇、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機會結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學士和學者名流，相互切磋學問，並甚得父執俞樾、座師張之洞的垂愛，獲益不淺。
孫詒讓對於乾嘉訓詁考據之學，尤服膺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繩諸家，走的是正統的樸學道路。光緒元年，他在三應禮部試不第之後，由於父親的安排，曾以山西賑捐，援例簽分刑部主事，但他不願以入貲為官，隻在刑部行走四個月，便乞假離開官場，回到時任安徽按察使的父親身邊，仍埋頭做他的學問。
此後，孫衣言調官湖北、江寧布政使，他都隨宦在側，由安慶而武昌，而後又回到南京。
光緒五年（1879）秋，孫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隨之返居鄉裏。中間除遵父命曾一再晉京應試與因參議學務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從事撰著，杜門不出。
光緒十二年（1886），孫詒讓開始接觸西方先進的科學文明與政治思想。嗣後，痛國事阽危更進一步講求新學，多方搜集有關時務政書，探索救國圖強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漸漸走出書齋，闡西學，議變法，辦實業，興學校，力圖開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
甲午中日戰起，當年七月，孫詒讓奮袂而起，毅然擔當了瑞安縣籌防局總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撫廖壽車條陳：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築炮台，購辦軍火，清查保甲，籌捐經費等六項要務。並殫心策劃，在瑞安付之實施。及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孫詒讓哀歎“今日事勢之危，世變之酷，為數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誌”，倡立興儒會，手訂《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希望通過這一民間組織，“合穀行省四萬萬人為一體”，由民眾集資辦銀行，營商業，修鐵鉻，開礦山，辦工廠，興團練，結外交，清吏治，“以圍異族之獷暴，以致中國之隆平”。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設縣商會，公推孫詒讓為總理。任內，為收回蘇杭甬權，與場壽潛、劉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會，並在瑞安設立分會，致電清廷，堅決反對向英國借款，力爭籌資自辦。在地方事務中，孫詒讓認為“自強之原莫先於興學”。因而他用在教育事業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