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將至，不由憶起位於廣州嶺南大學校園（今中山大學）內兩位文化名人之墳。
前者墳主是鍾榮光——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後者為梁發，是最早接受西方基督教洗禮的中國人（後任傳教士）。鍾榮光生前曾有遺願，要求死後葬於梁發墳墓之旁，與之結伴為鄰。“雙墳”當年位於嶺南大學懷士園內，解放初期，中山大學因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而遷於嶺南大學原址擴建。由於可以理解的因素，“嶺大雙墳”後來下落不明，至今已不可複識。
先說梁發，廣東高明人，出身貧苦農家。15歲到廣州謀生，學習雕刻印刷工藝，後因雕刻《聖經》而結識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從此成為馬的學生，並接受洗禮加入基督教，後任傳教士。他在廣州發展教徒多人，並撰有傳道書多種，以《勸世良言》為最著。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廣州街頭多次傳發該書，而恰逢洪秀全在廣州應試，在街頭得到一本《勸世良言》，洪初時不以為意。後來洪應試“名落孫山”，便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詳讀該書，大受“啟發”，於是創立“拜上帝會”吸收會眾，以天父、天兄為號召，起事反清（至於洪後來結識美國教士羅孝全，從之學道，乃是後話）。可以說，是梁發最先觸發了洪秀全“借上帝造反”的契機，否則，中國近代史和“洪楊起義”的曆史都會改寫。
再說鍾榮光。作為嶺南大學的首任校長，他的功業事跡，已有許多披露文章，茲不重述。僅為簡介鍾榮光避地香港逝世前後的一段生榮死哀往事。
自從日軍發動侵華戰爭並占領香港後，鍾榮光陷於敵境，身心交瘁，留醫於養和醫院，延至1942年1月7日晨逝世，終年76歲，身後蕭條。其夫人鍾芬庭委托分校長陳汝銳及學生陳符祥兩人專責後事，一切從簡。當日下午舉行大殮，定次日出殯。當購買棺木時，店主告知沿途均有日軍多處站崗，如無“通行證”，棺木、遺體等均不準通行。大家彷徨無計。幸得相熟友人郭泉偕有日本軍官大石中佐專程前來醫院吊唁，遂由該軍官書就“便宜相成度”（日文）之證明書一紙，並加蓋私人小印章，始獲通行。沿途“送殯”者僅有三數人，中有忠仆八姐（鍾夫人另行乘醫院汽車先行）。經過花園道口時，日本憲兵查驗證明，“立正行禮”，複經多處日軍崗哨，始抵東華義莊暫作安厝。
1943年1月7日，桂林嶺南大學同學會發起鍾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會，並先期通知抗日大後方以及海外各地校友分會，同日舉行。桂林之追思大會於樂群社大禮堂舉行。挽聯滿室，鮮花盈壇，致祭者不絕於途，未盡生榮死哀於萬一。1947年1月7日，鍾的靈柩由香港專程迎返廣州，隆重安葬於嶺南大學懷士園內，遵其遺願，與梁發墳墓結伴為鄰。鍾榮光也是一位篤信耶穌的基督教徒。
這便是“嶺大雙墳”形成的一段前因後果。近年，全國各地編修新地方誌，高明市地方誌辦公室的有心人，從塵封的史籍中發現了“梁墳”的所在地，但後來下落如何則查詢不果，更未獲知“梁墳”之旁還有“鍾墳”。筆者從香港嶺南大學同學會印行的《鍾榮光傳》（作者楊華日）中，見到涉及“嶺大雙墳”始末之若幹文字，藉知來由。遺憾者，“鍾墳”今跡下落不明，遑論“梁墳”！扼腕之餘，爰作小文，聊誌對逝者之一縷哀思雲耳。（歐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