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是梁思成一生鍾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梁思成求學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裏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1928年，梁思成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係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後，與清華的聯係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至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築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後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係。這之後，無論外麵的世界如何變化，梁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築係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梁友鬆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裏，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係裏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梁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遊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後來覺得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麵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麵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苟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作為一名學者，梁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並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於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雲亦雲，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曆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於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築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梁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餘載，梁思成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範。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靜靜地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們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樂地成長，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華園，回到自己的學生中間。
1956年之後，由於政治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梁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築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後，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著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等三位青年教師作為他的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後，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製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製度”、“石作製度”和“大木作製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善良的梁思成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並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
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梁思成隻要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他在曾經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華校園中吃力地蹣跚而行。工作幹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後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這樣還遠未達到造反派們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們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動堡壘”。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後使這些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造反派還用漫畫形式批判梁思成的“罪行”。梁思成的畫像脖子上掛著北京的城牆，下麵寫著“我們北京的城牆，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這是梁思成在20世紀50年代初為保護北京古城牆而著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一文中的一句話。大字報批判他“留戀封建社會，瘋狂地反對拆除封建社會的城牆。解放前夕去美國講學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賣出中國的古建築，販回資產階級的腐朽建築觀和教學製度”。全文不斷出現“反動之極”、“罪該萬死”等等嚇人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