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相聲中有個學老北京“市聲”（北京話就是做小買賣的“吆喝”）的段子。甲乙雙方互相比試。甲說上半句，乙接下半句，並猜出是賣什麼的。
甲做小販狀，吆喝道：“江米小棗的——”乙接道：“粽子，這是賣粽子的！”甲接著吆喝：“切糕。這是賣切糕的！”指出乙接的半句和猜的都錯了。甲又吆喝：“修理——”乙接：“雨傘。這是修理雨傘的！”甲接：“桌椅板凳。這是修理木器家具的。”於是，乙急了：“你老是一個馬，兩個腦袋，叫我怎麼猜？”從這個小段子中可知甲利用答案的不確定性，使乙犯錯誤，回答不正確。
甲說：“倆腦袋還算容易的。我要說一毛一堆。你更猜不著是賣什麼的了。”
這是在智力遊戲中運用答案不確定性，使甲輕易占了上風。世間有許多行當，也有許多人愛用不確定性，為自己贏得利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從事迷信活動的行當，如算命相麵、巫婆神漢等等。
人們算命問卜、求仙供神，目的就是求得預知，實際上人間確切的預知幾乎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些以預知他人命運為生的職業迷信者，更不會有求得確切預知的能力，可是他們又要表現出自己的預知能力，因此就盡量用“一個馬兩個頭”或“一個馬多頭”答案對付求卜者。算命行當內部流傳的秘訣《方觀成之互關》中特別告誡吃此行飯的人們說，對於求卜者“若緊處何勞幾句，急忙中不可亂言。隻宜活裏活，切忌死巾死。”什麼問題都要用活話對付，給自己留下廣闊的餘地，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裏“不確定性”是他們的法寶。
傳統相聲揭發算命者“算”你家裏兄弟幾人，可以說是運用“不確定性”取勝的經典。卜者不明確向求卜者說，他算定對方家中有幾口人，而是用“桃園三結義，孤獨一枝”來比喻。乙：“我是獨生子。”
甲：“這很對。桃園三結義，你命中注定是三兄弟，可是你命硬，隻孤獨出你一枝來。”
乙：“我兄弟二人。”
甲：“這很對。你本應兄弟三人，咕嘟（北京土話，指剛剛出芽）出一枝，還剩兩人。”
乙：“我哥仨。”
甲：“這很對。你兄弟三人，桃園三結義嘛，都在一枝上。”
乙：“我兄弟四人。”
甲：“這很對。桃園三結義，哥仨，再咕嘟出一枝兒，不是哥兒四個嗎？”
乙：“我哥兒五個呢？”
甲：“你哥兒一百個也沒關係。除了桃園三結義那三位以外，你九十七個哥兒們都在那一枝上咕嘟唄！”
這就是利用形象的多義性，可以作出多種含義的回答。關鍵看你是不是伶牙俐齒，能言善辯。這是用多義性對付求卜者極通俗的技巧。當然，傳統占卜術、預言術中有比這高級多的，但不管怎麼高級也離不開不確定性這一點。
古代占卜術注重形象性，因為形象是多義的，甚至是有無數解的。這就給掌握話語權的人們開拓了無限的空間。《周易》中不僅八卦、六十四卦都用自然現象或社會中的種種具體事物作為象征，就是其卦辭、爻辭也多用有具體形象的事物象征。如爻辭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樹陰裏有鶴和鳴，我有好酒，請您來喝一杯）。這是一組形象，能夠包容大量的答案。
唐代大預言家李淳風非常有名，據說是他寫的預言圖書《推背圖》是用詩和圖畫來表現的。這是用雙重形象來擴大答案的多義性。《紅樓夢》第五回裏太虛幻境薄命司裏的“金陵十二釵”的命運圖冊就是借鑒了《推背圖》的寫法。許多紅學家對《紅樓夢》八十回以後情節推測的分歧，許多來自對這命運圖冊的解釋。它的不確定性，給了紅學家們特別寬闊的想像餘地，有打不完的筆墨官司。
外交家也偏愛不確定性。有個笑話說，有人問外交家某件事行不行，當外交家說“行”的時候，那是“考慮考慮，研究研究”；當他說“考慮考慮，研究研究”，那就是“不行”。如果說“不行”呢？那他就不是外交家（淑女與外交家正相反）。當然，守此道不知變通也有誤事的時候，小布什那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攻打伊拉克，薩達姆就是不信，以為是外交家的語言，也就是“考慮考慮，研究研究”（據說是受了希拉克堅定反戰的誤導），結果是國破家亡·為天下笑。
居上位的統治者大多偏愛不確定性，因為居上位者天然地具備了一種“勢能”，居高臨下，有許多便宜之處。這種勢能的優越如何能發揮出來呢？關鍵在於沒有確定的社會規範。有了確定的規範，社會上下全都照此行事，首先束縛了在上位人們的於腳，使其優勢不能充分表現和發揮。
春秋時期，魯昭公六年（536年），鄭國把刑法鑄在鼎上，使眾人皆知，以便遵守。雖然這種“法”隻是要人們遵守的條令，遠不是界定人們權利的現代法律，但公開了，也比藏之秘府好。可是這招致保守派的反對（也包括孔子）。孔子說“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唐代孔穎達在疏解為什麼刑法條文“不該使人知”時，說“貴之所以為貴，隻為權勢在焉”。電就是說在上位者之所以為“貴”，就在於他有權勢，而“權勢”說具體點就是居上位者有對人和物處理的權力。他們管理著社會上的芸芸眾生，刑法就是其管理工具之一。如果這個“刑法”是秘密的、不確定的，對於在上位的管理者就方便得多；在下位者也因為不知道刑法的深淺，不知道偶有過犯，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理，所以“常畏威而懼罪也”。也就是說，刑法保持不確定性，老百姓才能常常處在恐懼狀態，才能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得自保。而且，黑箱操作本身的神秘性就會使芸芸眾生敬畏。
當時的保守派認為上古“聖王製法·舉其大綱”，不把刑法訂得那麼細密，人們犯了法，再由執法者依據“大綱”，“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這樣便賦予了執法者極大的權力。現在刑法條文都鑄在鼎上，人人得見，“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複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忌上，貴複何業之守？”人人都知道了法律條文，上下都照此行事，貴人們不敢增加，在下位者又可以根據公開的條文說三道四，那麼在上位者的優越性又劍哪裏去了呢？因此保守派堅決反對法律條文的公開化。
當然，反對者所持的理由並非隻是我們在上麵所說的它使“貴者不得為貴”，要是隻有這個理由，似乎隻為“貴”者考慮，而儒家曆來是以全社會和全體人民代表自居的，以社會公正的體現者自居的。因此，他們還提出刑法不公開、不確定是有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因為犯罪是千奇百怪的，有的人犯的“罪”雖輕，但其動機是“大惡”，不可原諒；有的人犯的“罪”雖重，但究其原因，卻是情有可原。如果法律隻以“大綱”形態存在，這就給了執法者以充分的餘地，讓這些執法的聖人們寬大那些雖犯重罪，但其心尚不甚惡，因而可以原諒的人們；從嚴懲處那些雖犯輕罪，但卻是不可寬恕的人們。這樣才能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這種說法把執法的在上位者都想像為“聖人”，幾乎把他們看作是上帝，能對人間的一切作最公正的判決。既不漏過大惡，也不會冤枉良善。法不確定，才能夠使他們的“公正”充分發揮。使惡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能保護善良。這種說法是頗能欺騙人的，我們傳統政治學中往往是把統治者預設為“堯舜”的，特別是當代的最高統治者都是堯舜。怎麼能用縝密的律條束縛堯舜的於腳呢？我以為別說他們不是“堯舜”，就說是“堯舜”，長期掌握極大的權力，沒有監督，沒有對立權力對他的限製，久而久之，他也可能會成為暴君。
不確定性作為傳統管理的思維模式，也影響到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在方法論上，我們長期以來特別鍾情“辯證法”，實際上就是在實際權力之外，又授予居上位者一種話語權力。辯證法是認識動態世界很好的一種方式，但因為它是闡釋“動態”事物的，往往是與不確定性聯係在一起的，而運動狀態會產生多種結果。在上位者具有話語權力，這樣他們便通過這個權力，利用事物辯證關係的不確定性，使有利的結果永遠向自己傾斜。這是許多從荒謬時代走過來的人們深有體會的。
在治理國家方麵，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沒有頒布能夠細致界定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曆史學家唐德剛說中國那時是“兩部法律（《憲法》和《婚姻法》）治天下”。在管理人和管理物時多是靠政策，而政策又不公開，人們整日淒淒惶惶，不知自己會有什麼樣的結局。那時談到中國廣大的人群，不用法律意義清晰的“公民”，而用含糊至極的“人民”與“敵人”（連國家主席都會失去“人民”稱呼，而變為敵人）。
領導人發布的指示也盡量把話說得極不確定，例如，“隻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小改的都要給以出路”，這句話非常有趣，它既給人光明前景，又把執行的權力完拿給了有權處理人的人們。其奧秘就在於不確定性。不“給出路”的是什麼人呢？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與犯一般錯誤的峰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分子。這句話給人的感覺是很寬鬆的（就當時的環境說），被處理的人大多會作第一種想法，於足他就會有光明感；可是它也使得被定人有“敵我矛盾”劣跡的人們，不能拿著我不是“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個擋箭牌去要求“給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