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根據宋老生性情急躁“勇而無智”、“且內部猜忌的弱點，即”群小相猜，決定采取智取的方法，他采用兩種方法：一是誘敵出戰，利用陣前辱罵、輕騎挑鬥和自行退卻等手段，引敵出來；二是利用精騎斷其退路，前後夾擊。結果大敗宋老生軍，斬宋老生於陣前，一舉攻克霍邑。這一戰震懾住了突厥和李密，聲威大振。
潼關防禦戰中李建成表現得更加出色。奪取霍邑後，李淵內部圍繞進軍方向產生了戰略分歧：以裴寂為首，主張全力進攻河東；以李世民為首，主張全力攻取長安，認為“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這兩種主張都有不周全之處：首先，裴寂之議不妥，早在起兵之初，薛大鼎曾建議：“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北扼喉之計。”對此李淵很讚同“深然之。”因此李淵的首要目標是奪取關中，以京師為中心號令天下，而不是奪取河東，因為河東有屈突通精兵固守，號稱“能兵”，一旦久攻不下，將坐失取關中良機。當時，李密擁兵十萬，其謀士柴孝和曾建議：“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李密很讚同：“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關鍵是誰能搶先入關。其次，若按李世民主張，屈突通必從背後攻擊，一旦李密大軍西進，就有腹背受敵的威脅。於是李淵吸取雙方優點，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李世民統領，沿渭河奪取關中各地，迂回包圍長安；一路由李建成統領，屯永豐倉，守衛潼關，防禦屈突通和李密入關，占據永豐倉糧餉基地，保障李世民順利奪取關中。
李建成采取積極的防禦措施，大敗屈突通，保住永豐倉，解除奪取關中後顧之憂，為順利占領長安打下基礎，李淵大喜：“屈突通東行不可，西歸無路，……不可為虞矣。”
智破劉黑闥更是讓李建成的威望達到頂峰。這是唐朝統一中的最後一次戰爭，它的勝利為唐初社會穩定打下了基礎。
劉黑闥是竇建德的部將，竇建德降唐後，由於唐統治者對降將沒有實行安撫政策，加上降將的疑懼心理，激起他們的反抗。武德四年七月，劉黑闥起兵，很快複奪故地。唐統治者先後派李世民、李元吉征討，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由於實行“懸民處死”的高壓政策，民心不穩，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武德五年，劉黑闥再次起兵，聲勢很大，再奪故地，李建成接受魏征、王珪建議，請令征討。
由於經曆隋末戰亂，廣大人民渴望和平統一的社會環境，盼望國家安定。竇建德部將劉雅對勸他起兵的人說：“天下已安，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這也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心願，史載“時天下大定，其（高開道）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因此，如果統治者實行安撫政策，與民休養生息，戰亂是可以平息的。李建成吸取以往的教訓，接受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以坐視離散”的建議，改變過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的高壓政策，實行寬大安撫政策以爭取人心。史載：“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為了擴大影響，李建成讓被釋者互相轉告：“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這一措施起到了爭取民心，瓦解鬥誌的作用，起到了不占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結果劉黑闥部隊“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這樣，不用戰成功地解決了河北問題，使唐初社會安定下來。
因此，李建成決不是舊史書描寫的“建成殘忍，豈主暢之才”而是有勇有謀的軍事統帥，尤其他實行的安撫政策，為唐太宗實行“讓步”政策提供了經驗。
製定戰略方針，國富民強
首先，李建成是建唐戰略方針的製訂者之一。當時群雄逐鹿，誰能製訂正確有效的方針，才可以奪取天下。太原起兵之初，李建成和李世民對李淵提出“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的戰略方針，李淵很讚同“眾議既同，孤何能易。”從此，唐軍打出“義兵”旗號，爭取人心，力量迅速發展，史稱“自爾以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從得數萬。”李淵按這一方針，稱唐立國，奪取全國政權。
其次，李建成是唐統一戰略方針的製訂者之一。李淵攻取長安後，建立唐國號，根據自古以來“立嫡以長”的原則，加上李建成的巨大功績，李建成被立為皇太子，由於太子是國之儲君，需經常留在君主身邊，參理朝政，協助君主製訂大政方針，於是李建成留居京師，協助李淵處理軍國政務。史稱“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為了培養他的治國才能，李淵還派大臣李綱、鄭善國輔助他“與參謀議。”
李唐統治者根據西有薛舉，東有王世充、竇建德，北有劉武周、突厥，南有蕭銑、李子通的局麵，製定了：選固根本，再取關東的戰略方針。首先鞏固關中地區的統治，然後出關對關東群雄逐個殲滅，取得了統一戰爭的勝利。
突厥之患，一直是李淵的心腹之患，起兵之初，由於力量弱，不得不籠絡突厥，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雖然主要戰役是李世民領兵進行的，但這些勝利同李建成抵禦突厥，穩定後方，支援前線是分不開的，據史載，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討伐王世充，李建成鎮蒲州防禦突厥；四年三月，李世民與竇建德征戰，李建成北伐稽胡；八月李世民征伐劉黑闥，李建成安撫北境。以後又在武德五年、六年、七年多次防禦突厥，為唐初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