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
雍正的所作所為，使他在中央、地方、上層、下層、滿漢、邊疆、官僚、士紳等中均樹立起自己的仇敵，使方方麵麵的人感到緊張、重負、恐懼、窒息。加之雍正即位前後陰森血腥的迷霧、父子手足相殘的傳聞，雍正的仇敵們對雍正的作為進行負麵的渲染和詛咒，人們對雍正王朝和雍正確乎形成了負麵印象。但是，雍正難道不是勤於政事的千古一帝嗎？雍正曾回憶即位之初的情景，說：“時諸臣多未識麵，朕費無限苦心，鑒別人才，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惟以天下大計為重，此身亦不愛惜。”
雍正在朱批中，也記錄了自己“辦事自朝至夜，刻無停息”的情景：“日間刻無寧晷，時夜漏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
“燈下批寫，字跡可笑之極。”“又係燈下串筆，字跡更屬可笑。”“因燈燭之下，字畫潦草，恐卿慮及朕之精神下到，故有前諭，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朱批動輒萬言。這些朱批諭旨收於保和殿東西廡中，堆積如山。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來，即有三百六十卷，奏臣達二百二十三人。
雍正這樣述說自己如此勤政的原因：“（朕）仰荷皇考詒謀之重大，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巨細，務期綜理詳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欽承列祖開創鴻基，體仰皇考付托至意，為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
雍正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從方方麵麵奠定了乾隆盛世的基礎嗎？耗羨歸公及養廉銀政策的推行，扭轉了康熙後期地方官狂征濫派的狀況，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羨率。浙江耗羨率從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東耗羨率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耗羨率從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而耗羨銀按地丁銀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銀的固定而固定；官員養廉銀和衙門辦公用銀，也固定下來，即是說，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國庫的錢糧，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這就具有了近代財政預決算的色彩，是地方行政的一大進步。如曆史學家孟森先生所說：“自前代以來，漫無稽考之贍官吏，辦差徭，作一結束。雖未能入預算決算財政公開軌道，而較之前代，則清之雍乾可謂盡心吏治矣。”征稅權力的集中化、統一化，地方經費的明確化、預算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對整頓吏治、減少貪汙產生了一定正麵作用。
攤丁入地是將中國曆史上人丁、地畝雙重征稅標準，變為以土地作為單一征稅標準的重大賦役改革，它簡化了稅收的原則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平均賦役的嚴重情況，增加了地主的賦役，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減少了戶口隱漏，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發展，使國家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改善了財政狀況。同時，農民不再被強製束縛在土地之上，大量剩餘勞力可以流動，從事租佃、傭工、經商、手工業，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活躍。
實行奏折製度、設置軍機處，打擊朋黨、整頓旗務，對西北的用兵和對西南的改土歸流，無一不提高了行政效率，鞏固了統一多民族的國家；整頓吏治、查補錢糧、士民一體當差等，無不打擊了貪官汙吏、不法士紳，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雍正年間國家財政歲入增加一倍；雍正本人躬行節儉、量入為出；更重要的是他以嚴治國，吏製整肅。
於是國庫豐盈，存銀最高達六千多萬兩，經西北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仍有二三千萬兩。雍正王朝的確有陰森血腥的迷霧，有陰謀、暴力和殺人慘劇。但於其中，雍正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勉力開創和成就了前無古人的大事業。然而雍正暴亡於子夜。如若雍正死於他的上述仇人之手，或者在他上述仇人營造的恐怖、仇恨氣氛中，死於其他什麼人之手，那麼他可以說是悲壯地殉了他的事業。
而反言之，如若雍正並非被刺，他頂著如此之大的內外部壓力、即位前後的心理壓力，不顧一切、拚死拚活日理萬機，卻得不到絲毫慰藉，以他心高氣傲、急躁剛烈的個性，緊繃的心弦勢必有崩斷的一天，暴病中風、丹藥中毒，都是有可能發生的。那麼，雍正的反對者會不會刺殺他？能不能得手？有沒有非常事件的發生？雍正的棺槨裏究竟有沒有頭呢？那真要等發掘之後才能見分曉了。但是，總體上，通過對雍正暴亡原因的分析，我們應該已經摸清了雍正的心脈。應該已經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看到了——原來的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