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舉行。在朱家驊、翁文灝之後，最年長的院士張元濟致辭，在回顧了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軍閥混戰之後，他說：“抗戰勝利，我們以為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們的國家了。誰知道又發生了不斷的內戰，這不是外禦其侮，竟是兄弟鬩於牆。我以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但是戰端一開，完全是意氣用事，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情。”他呼籲：“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複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要研究種種的學術，更要和平。”
當天，美聯社發出《內戰破壞文化，張元濟痛責陳詞》的南京專電。上海等地的報紙也都報道了這一消息。蔣在內的國民黨政要沒有人作出任何反應，也許他們知道82歲的老人的發言初衷與政治無關。
9月29日，王芸生寫信給張元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之言，正是人間正氣、人民心聲……今日中國之輿論，真可憐極矣，我們報人實慚愧萬分。”
10月4日，黃炎培寫信給他，“先生正論，大眾稱快”，問是否能在《展望》發表。
10月6日，張元濟給薩本棟寄去60本發言稿的小冊子，請轉給各院士，信中自述開會之日，同人推他作為代表致辭，回到上海看到各報紙的報道，“多與原意未符，因追憶所言，印成小冊”。大概張元濟擔心自己的發言被誤解、曲解，甚至被利用，所以才會有此舉。
到11月5日，費孝通還在《中國建設》北平版一卷8期發表文章稱，認為張元濟的講話“是一篇大家應當讀而不易讀到的重要文獻”，“因為張先生在這短短的致辭裏，說出了現在生活在水深火熱裏的人民要想說的話；同時也以他學術先進、年高德劭的資格，對我們這些側身文化界的後進發出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們：學術不能在戰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裏。警告我們：不應當做埋頭在沙土裏的鴕鳥，不看血淋淋的現實……”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張元濟首先想到的是給青少年編一本書，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以決死之心抵禦強暴，抗拒橫逆。1937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叫做《中華民族的人格》小冊子，這是一代出版家張元濟親手編寫的。當時，盧溝橋的槍聲即將響起，上海也已在風雨飄搖之中，麵對民族危機，他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書生報國一支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給青少年編一本書，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以決死之心抵禦強暴，抗拒橫逆。他從《史記》、《左傳》、《戰國策》中擷取8篇故事，對原文作了適當的刪節，譯成白話文，並在每篇後麵加以評點。8篇故事包括《公孫杵臼程嬰》、《伍尚》、《子路》、《豫讓》、《聶政》、《荊軻》、《田橫》、《貫高》，所涉及的人物卻不止上述九人，比如《荊軻》一篇就記錄了田光、樊於期、荊軻、高漸離四個人的慷慨就死。張元濟在《編書的本意》中指出：“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裏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複仇，歸根結底，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夫子說是大丈夫，孔聖人說是誌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隻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複興的一日！”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還有一個原因。他在1937年9月應《大公報》胡政之的約稿寫過《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一文（現已收入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華民族的人格》附錄部分）中說：“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逸、貪汙、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果。”他認為這是當時的教育普遍“隻注重新知識，將人格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造成的，因此他主張教育要培養“艱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從這個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敵人的炮聲恰好震醒了我們。很顯然，張元濟之所以編寫這本小冊子，就帶有對症下藥的意圖。他的這一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弟於三年前輯有《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選自《左傳》、《國策》、《史記》，凡十餘篇，譯為白話，意在供中小學校學生之誦覽。頗慨歎近來人格之墮落，思從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來墮落日甚。”所以他編撰此書不僅有抵禦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轉社會風氣、抵抗人格墮落的宏願在內。這兩者往往是難以分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