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質、作用、任務
自鴉片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士曾一度視教育為救亡圖存的唯一武器。如何認識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把握教育的本質，弄清教育的作用，在半個多世紀裏，曾經在思想界、教育界裏，激起層層波浪，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前途，成為革命派與改良派、反革命派交鋒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中，林礪儒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對問題作了獨到的分析。
他首先肯定教育在陶冶人格、推動社會生長方麵的作用。他說：“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參與政治，可以肆力生產，可以效命疆場，可以從事職業，可以研究學術。”在這裏，他把教育對政治、生產、國防、學術等諸方麵的作用十分簡略地指出了，言簡意明。因此，他認為“民族要不息地生長”，就“不能一時沒有教育”。他是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的。
但是，他並沒有陷入烏托邦的幻想，他認識到“社會力便是教育力，文化生活便是教育環境”，當社會文化整個腐朽、生機將息的時候，“教育的功效，充其量不過是養出一班革命的戰士去衝倒舊文化的堡壘，而殺開一條血路罷了”，“若希冀平靜地憑教育力量把一個一個人都教好了，而自然而然改良社會”，“那是十八世紀一班教育家烏托邦的幻想”。他認為，在這個時候隻有借革命力量打出一條生路，然後教育才有路走。他說：“教育決不可能架空建立一個新社會，也不能任意塑造一些新人物，隻能因應著可能的條件，而做一番推動、促進或爭取等等間接的功夫。”如果社會條件已存在了，教育便應配合這條件下功夫；如果條件還未存在，隻能努力去爭取，教育也隻能配合爭取的運動去工作。
他曾經非常概括而又辯證地論述了教育與政治的關係：“進步的政治必產出進步的教育；頹廢的政治必不能完成進步的教育。進步的教育可以助成進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頹廢，更不能為頹廢的政治作掩飾。”他說，自從教育成了國家的公共事業以來，某一國、某一時期的教育，必然反映著那個國家、那個時期的政治，尤其是國民教育，對於政治，真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許多人幻想教育超越政治，鼓吹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他對這種現象的產生曾做了曆史的考察和透徹的剖析。他說：“五四運動以後，革命的左翼進步發展而為中國共產黨，隻剩下溫和派的右翼借文化運動之名而沾沾自喜。適值杜威、羅素先後來華講學，於是一向失敗於政治的改良主義者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高談教育文化，這樣便提出所謂新教育運動，其實就是一種沒批判地模仿美國教育的運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改良主義者，在辛亥前後，隻回避革命而還未回避政治，到了五四以後，竟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幻想從教育中尋求避難所、安樂窩，於是中國的教育便中雙重改良主義的毒素，所謂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其本相原來如此。”
林礪儒清楚地看到，在階級社會裏，教育隻是一種工具。那時有人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反動首領袁世凱也頒發煌煌命令推行義務教育，他認為，這並不能說明提倡義務教育的便不是反動政治，隻可以說反動的政治推行義務教育不能成功，這種現象在曆史上並不少見。他說：“曆史上梟雄的統治者往往以教育為幌子，隻要於他的統治立場有利，他也不惜賣點力氣在教育方麵做點功夫。”他明確指出，誰不明白這點，便是不懂得教育的工具的意義。
建國初期，為了肅清殘留在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中的“教育超然”、“教育清高”的思想，使教育工作盡快走上社會主義軌道，為建設新中國服務，在當時的情況下，強調教育為政治服務，強調教育要作為革命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曆史意義。林礪儒作為一位愛國的、進步的教育家，在建國初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鮮明地提出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1950年5月，他就說道：“教育為政治服務，是曆史的、社會的必然事實，倘若不自覺地為進步的政治服務，便不免不自覺地為反動的政治服務，這裏斷沒有中立的餘地。”他對政治的理解，也是比較全麵的，並沒有僅僅理解為階級鬥爭。他說：“今天人民的政權下，政治就是最偉大、最複雜而豐富的大眾共同生活的組織法、管理法。”他還說：“我們為政治服務”，“不是屈服於權力”，“學習政治便是認識自己的工作理想，辨明自己的工作路線”，用“曆久彌新的政治理論”來指導教育工作。這些見解同後來對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片麵的解釋是不同的。那時，他認為教育既要加強已經存在的政治條件，又要配合著爭取可能存在而還未存在的經濟條件，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把專為廣大群眾而設的文化教育列為第一位，以充實群眾的智能，而加強他們運用政權的能力。他主張大力發展“專為廣大的失學群眾而設的成人教育”，他甚至提出“至少今後十年或八年之內，要用全力把這種切合實際的教育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的最有效的武器”。可見他所理解的教育為政治服務，並不是要教育去單純地為階級鬥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