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為汪道涵訪台兩岸兩會對話談判定調。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人員往來與交流日益密切，涉及兩岸人員的糾紛犯罪活動等突發事件時有發生，以及衍生種種其他具體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妥善解決，這使得兩岸事務性商談不可避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海峽兩岸分別成立了旨在處理兩岸事務性工作的民間機構。1990年11月21日，台灣方麵成立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為辜振甫。1991年12月16日，大陸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經過兩會人士多次磋商，汪道涵會長與辜振甫董事長於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會談，並達成了四項協議。此後不久，江澤民主席就解決台灣問題發表了八項政治主張，兩岸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緩和氣氛。與此同時，兩岸兩會也在積極籌備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然而兩岸關係的良好勢頭被李登輝1995年6月的訪美行動所破壞，使兩岸關係再度進入低穀。為了捍衛“一個中國”的原則，維護祖國主權的完整與尊嚴，擊退“台獨”勢力與美國反華勢力的猖狂進攻，中國共產黨決定對美和對台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麵進行堅決的鬥爭。經過1995年至1996年的激烈動蕩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呼籲兩岸盡快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舉行談判，並提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時機已經成熟”。大陸對台的積極政策在島內引起回應，最終促成了汪辜在大陸的第二次會晤，並達成四項協議，其中第四條內容是辜振甫邀請汪道涵“在適當的時候訪問台灣”。隨著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一國兩製”的科學構想越來越顯示出她的生命力。這一切對李登輝與台灣當局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他深深認識到兩岸政治談判已不可避免，必須想辦法因應港澳回歸後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兩會初步商定，汪道涵於1999年秋季訪台。汪辜再度會晤必將深化兩岸對話的議題。李登輝選擇在汪道涵訪台之前拋出“兩國論”，其用意就是用“國”與“國”談判的主張來對應祖國大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談判的主張。如果汪辜在台如期會晤，就將造成兩會商談即是兩個“國家”之間商談的事實，其結果是日後兩岸政治談判自然也就是“國”與“國”的談判，所達成的協議當然是“國際協議”，那麼兩岸的分離狀態也就由此固定化、永久化了。若汪道涵因“兩國論”而取消訪台，恰好符合李登輝拖延談判的願望，而且還能將拖延談判的罪責強加在大陸頭上。
第三，確立台灣未來“總統”大選後的路線走勢。李登輝還想在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中一顯身手，無奈美國表示不支持李竟選，李隻好在“總統”大選後的路線走勢上大做文章。當時台灣“總統”大選格局已呈宋楚瑜、連戰、陳水扁三強鼎立的態勢，選情複雜膠著。由於宋在島內的民意支持一直居高不下，為了打宋保連挺扁，李拋出“兩國論”，以凸現宋的“兩岸觀”與國民黨主流陣營與陳水扁理念的區別。很顯然，李挑起“統”、“獨”之爭的分裂言行，在客觀上自然支持了陳水扁。當然，李登輝也深知，能夠繼承他“台獨”路線的人隻有號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在這一點上，陳的確與要做“台灣共和國之父”的李登輝心有靈犀一點通。陳稱“兩國論”是李送給他的“大禮”。島內有輿論稱李要把“政權”交給陳水扁以實現政黨輪替的傳言，李與民進黨的暗中勾結始終不斷，李否定“連宋配”打宋，製造國民黨的分裂，明顯幫陳水扁的忙，使陳從中漁利。陳一旦上台，至少會在執政初期繼續沿著李登輝的“兩國論”路線走下去，且最終會走向李登輝夢寐以求的“台灣獨立”。
第四，企圖挾洋自重。李登輝之所以在1999年7月拋出“兩國論”，主要是基於此時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李登輝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可以挾洋自重。此時國際形勢變化的新特點之一就是，美國欲把中國作為他下世紀的最大對手，中美關係麵臨新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中美關係因考克斯報告出現摩擦，美國反華聲浪再度抬頭。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空襲南聯盟，並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激起我國人民的強烈反美浪潮，中美關係到了最低點。美國還策動日本國會通過《新日美共同防禦指針》的相關法案，把台灣海峽納入“周邊事態”範圍。這種新情況在李登輝看來都是有利於他大搞分裂活動的因素，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惡化，使李感到有機可乘，明確打出“兩國論”的旗號，寄希望於美國的默許與國際社會的認同，以便於擴大被壓縮了的製造“兩個中國”的空間。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就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的第四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魯賓宣稱：美國對李登輝發表“兩國論”表示關切。他再度重申美國的“三不政策”(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社會組織)。他還稱：“一個中國”政策的根據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美國仍堅持三個聯合公報(1972年上海公報、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公報、1982年八一七公報)，同時重申堅守“與台灣關係法”。魯賓要求海峽兩岸化解“誤會”，進行溝通，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7月1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打來電話，說他打電話的目的：“是為了重申美國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他強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有改變。他還認為“美中兩國關係十分重要，不能受到破壞”。7月2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亞太小組委員會就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的兩岸關係舉行聽證會。該會主席克雷格·托馬斯發表聲明稱：李登輝的“兩國論”“似乎表明台灣已拋棄其40年代末以來一直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他稱海峽兩岸仍需要接觸，“沒有接觸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他還稱“不應把美國拖進去，這一問題完全應該由兩岸自己用和平方式解決，不要把它變成涉及三方的問題”。他還警告台灣當局“不應在刺激大陸時躲在美國的裙子後麵，指望美國會像老大哥那樣去幫助他”。美國媒體對“兩國論”也表示不滿。《時代》周刊認為李登輝的“兩國論”是極度魯莽的挑釁，可能會給兩岸及美國帶來危機。《華爾街日報》刊文認為“台灣破壞了‘一個中國’的政策”。國際社會對“兩國論”反應極為冷淡。日本政府重申堅：恃“一個中國”政策。俄羅斯政府宣布在美國“三不政策”基礎上再加一條：不售台武器。加拿大、英國等國政府認為：“兩國論”是台灣當局在出險棋，建議其麵對全世界憤怒，應改變立場。國際社會的反映給了李登輝當頭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