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衣言（1815-1894），字劭聞，號琴西，瑞安潘岱硯下村人，清代學者。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寧布政使等職，以太仆寺卿致仕。在家鄉創辦詒善祠塾，治學嚴謹，主張重振永嘉學派以救時弊，所建玉海樓為清末浙江四大私家藏書樓之一。
清鹹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攻占大沽炮台，進逼天津，威脅北京，而清廷還在為戰與和的問題爭議不休，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其時，孫衣言正以翰林侍講入直上書房。國難當頭，他憂心如焚，連續兩次上書，要求朝廷盡快定戰，並提出抵禦英法聯軍入侵的對策。結果非但沒被朝廷采納，反而因措辭過激而遭當權者忌諱，同年被調離京師，任安慶知府。第二年他稱病歸休故裏，在家鄉曾協助其弟孫鏘鳴，操辦團練白布會，參與鎮壓金錢會起義。
同治四年（1865），孫衣言應浙江巡撫馬新貽之聘，赴杭州主講紫陽書院，兼任浙江官書局總辦。孫衣言與馬新貽可謂老相識了，當初孫任安慶知府時，馬為安徽按察使，兩人一見如故，奉為知己。後來兩人分開了，但馬新貽一直惦記著朋友。他一到浙江，就招用了孫衣言。同治七年（1868），馬新貽由閩浙總督調任兩江總督。他上書朝廷，力薦孫衣言，說他“老成忠亮，秉正不阿”，還說曾國藩亦讚其“器識過人”，“實有處為名儒、出為名臣之誌”，懇請發往兩江補用。
不久，朝廷降旨將孫衣言發往兩江，以道員補用。孫衣言抵達江寧後，即參與督幕，馬新貽對他言聽計從，十分器重。當時，他與山東候補道袁保慶兩人，號稱督府的“一支筆”和“一張嘴”，鞍前馬後地為總督大人效力，成了馬新貽的左膀右臂。豈知世事難料，在職還未到兩年，就發生了一起驚天動地的大變故——兩江總督馬新貽竟然在督署遇刺身亡、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朝野、被列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張汶祥刺馬案”（電影《投名狀》就是根據此案改編的）。
堂堂兩江總督，在警衛森嚴的督署重地，居然被刺客一刀斃命，這案件也實在太蹊蹺、太離奇了。慈禧太後聞訊大驚，立即著令漕運總督張之萬、護督將軍魁玉等嚴加審訊，務必查個水落石出。然而更為離奇的是，這個名叫張汶祥的刺客當場被抓後，所交代的行刺動機，漏洞百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居然一口咬定，自己刺殺馬新貽就隻是為了泄憤報仇，而且自始至終沒改供詞。
當時，孫衣言和袁保慶也是參與刺馬案的會審官員之一，作為馬新貽的幕僚和親信，無論於公於私，孫衣言他們都會堅持將案情一查到底。但此案的背景太複雜了：案發後，坊間即有刺馬案的戲文上演，讓馬新貽漁色負友的傳聞四處擴散。此外，還有湘軍將領給張汶祥立碑……種種跡象顯示，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謀殺，其幕後的推手也很可能就是蓄意坐鎮兩江的湘軍高層，抑或就是炙手可熱的曾國藩本人。因為馬新貽的到來，已經觸犯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
張之萬和魁玉等參審官員心裏很清楚，這案子不管怎樣審，怎樣結，都是兩頭不討好。審不出主使人，馬家不願意，朝廷更不滿意。審出主使人，更不得了，湘軍裏頭的這班人手握重兵，什麼事幹不出來？於是，張之萬采取迂回拖延戰術，故意慢慢地審，耐心等待朝廷再派人來。孫衣言對此十分不滿，強烈要求對案犯嚴刑訊究。張之萬卻振振有辭地說：“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瘐死，誰負其咎？”不軟不硬地將孫給頂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