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我重新回到政壇。我曾經表示不再參與政治，開始安靜的平民生活，這時我卻“出爾反爾”，又重返政壇。
對此，外界眾說紛紜，各種議論鋪天蓋地。執政黨那邊更是按捺不住，指責尤為激烈：出爾反爾，“欺民”太甚！而對我自己來說，又何嚐不想言行合一呢？1992年大選，金泳三先生當選總統。我坦然接受了失敗，並真心希望在他的領導下，民主主義可以在韓國紮根生芽，發揚光大。
然而事與願違，金泳三先生雖恪盡職守，卻未能開創一片新的局麵：執政黨出台政策多有失誤，在野黨也未能盡好批評監督的本分。不說從政者，即便普通國民，恐怕也對現狀失望透頂。而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是必然的結果。當此情勢，我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韙，失信於民，也要全力以赴，哪怕隻能起到綿薄支撐之力，也義不容辭——這便是我的苦衷，這便是我為何在離開兩年七個月後，又重新回到這個曾經以為不會回來的地方。我相信，韓國的未來會檢驗我的複出是對是錯；我相信，曆史和人民會對此做出公正的評判。
結束在英國劍橋的研究工作，我回到韓國，準備全身心投入為自己規劃好的新事業——祖國的統一大業。我決心將自己的餘生付諸這個我們民族的最大課題。為了便於統一問題研究工作的展開，我倡導設立了“亞洲太平洋和平財團”。有些人提出疑義說，亞太和平財團的運營也屬於政治行為！可是，按照這種方式來做考量的話，經濟、社會、文化，哪一個領域又能與政治脫開幹係呢？誰又能完全脫離政治而存在呢？我把自己的家從東橋洞搬到了日山，帶著對統一的美好憧憬，準備迎接這一時刻的降臨。這一舉動成了一個分水嶺——一直以來，“東橋洞”都是韓國政治中心的一大象征，承載著政界人物金大中的一生榮辱與波瀾起伏，現在，“東橋洞”時代落下了帷幕。
一次次旭日東升，一次次夕陽西下，目不暇接間，送走一個又一個日子，我的忙碌不亞於從政時節。正當朝鮮核問題引起全世界關注之時，美國前總統卡特出訪朝鮮，這無疑使朝鮮核問題的解決透出了曙光。韓國政界傳揚“卡特訪朝，是衝金大中來的”。誠然，卡特總統訪朝絕不僅僅是我的功勞，然而我也確確實實為之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我曾應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的邀請，赴華盛頓發表演講。當時曾提及，作為前往朝鮮商討核問題的美國協商代表，卡特會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後來克林頓總統參考了我的這一提議。
當時，一股改革和法治的旋風席卷韓國。但是，來勢洶洶的風潮過後，什麼都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變。和過去“5·16事件”別無二致的高壓政治大行其道，大企業中心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大量中小企業倒閉，社會邊緣階層繼續遭受漠視。人們漸漸對政府和執政黨失去信心。
目睹這一切，我的心痛如刀割！我曾殷切希望，希望我們的社會更合理更美好，這樣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個普通市民，去追尋自己新的夢想。多麼期盼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能夠煥然一新，我再也不必為之如此憂心。
我從政期間，六年在獄中度過，十多年過著流亡和被監禁的生活。而所有這些我都視為必經的磨難、為爭取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我深信，追求民主該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一如嗷嗷待哺的嬰兒渴望母乳。
正如前麵我所說的，萬馬齊喑的沉默是貽害無窮的，自家的房子著了火，我們能夠無動於衷，隻在一旁眼巴巴地看著嗎？在專製與軍政烈焰肆虐之時，就算冒天下之大不韙、成為眾矢之的，我們也有義務勇敢地站出來。
“6·27地方選舉”之前，我做了一次演講，對民主黨給予聲援。“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曆史是公正的，得民心者勝，失民心者敗。地方選舉以我方的壓倒性勝利告終。
我一發出競選總統的聲明，執政黨馬上宣稱將自行對舊政治進行清算。看看他們的誠意吧！50年來，執政黨和在野黨地位角色從未見變動，如果真正要對舊政治進行清算的話，就應該從兩黨政權做起。任何一個黨派，集權專政50年，最後終會染上獨裁和惰性的習氣，這絕不是民主主義；而製定政策永遠僅朝一個方向傾斜，就必然滋生腐敗，漸漸走向僵化主義。韓國的現實狀況表明這一事實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