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羅之裂
王國維、羅振玉二人的關係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最奇特、最值得玩味的研究課題。王國維之所以成為一代學術大師、創不世之功，與羅振玉的賞識和資助有著直接的關係。羅、王二人，亦師亦友，二人雖無師生之名，卻有師生之實。羅振玉之於王國維一生，影響深刻，主要體現在思想上的影響、事業上的提攜、學術上的引導和切磋、生活上的關照等等。學術界普遍認為，沒有羅振玉，就沒有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樊炳清《王忠愨公事略》載：“公質樸少華，不事交遊，故初不露頭角，參事力為振拔，名乃大著，遠播歐美，且資之以成其學。故論者敬君之品學，尤重參事之能知人，而有以裁成之也。”這個“參事”即是羅振玉。王國維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就，固然離不開自我的艱辛治學和天才般的學術識見，但也不能忽略羅振玉的提攜和啟發。
王、羅二人相識於上海東文學社，羅振玉偶然見到王國維的題扇麵詩，褒獎王氏非凡的才華和學養，自此開始二人長達三十年的友誼。1901年，在羅振玉的幫助下，王國維到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接受日本新學和歐洲西學的熏陶。次年，王國維回國，在上海編譯《農學報》、《教育世界》等雜誌。後又經羅振玉舉薦，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蘇州師範學堂，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課程。1907年由羅振玉推薦，王國維先後就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北京圖書編譯館編章。辛亥革命不久，羅振玉攜家東渡至日本京都，王國維一同前往。在日本的近五年時間，王國維的學術路向發生了重要變化，個中主要是受羅振玉的影響和啟發，以及倚仗羅振玉豐富的收藏。流寓日本，王國維之所以能安心治學，得益於羅振玉的大力關照。羅振玉對王國維的關照，不單體現於生活上，也有學術層麵的扶持。羅振玉藏書豐富的“大雲書庫”，為王國維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資料和實物，同時，在羅振玉的建議下，王國維逐漸轉向國學，在國學領域獲得驚人的成就。
受傳統文化浸染既深的王、羅二人，投桃報李，深味知恩圖報的奧義。在某種程度上，王國維一直視羅振玉為自己的恩師，無論出於人之常情，還是出於報恩。流寓日本的歲月，王、羅一度在學術上通力合作，王國維自然為羅振玉做過一些事情。後來王的成就遠在羅之上，便引發諸多關於二人關係的議論，甚至有人認為羅振玉竊取王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金梁《王忠愨公哀挽錄書後》載：“辛亥冬，從上虞羅氏避居日本，羅氏博古於金石龜甲文字，神悟多創獲，每有發端，公輒為會通貫串，成一家言。故世論今之古學日新，發前人所未發，啟之者羅氏而成之者公也。”應當承認，金氏此論，意識到了羅振玉的提攜之勞，但若以此認為羅振玉剽竊王國維成果，不可謂持平之論。
王、羅之裂發軔於王國維任南書房行走之際。1923年6月，王國維進京入溥儀小朝廷，不久王國維寫信告知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上海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溥儀。羅振玉聞知後，也想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和《殷虛書契考釋》“進呈”，於是將二作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國維找好的書店做黃綾套代為進獻。這使王國維很為難，因為他知道羅振玉與小朝廷內的鄭孝胥等人有矛盾，為了避嫌，也不願卷入遺老們的紛爭，便複信表示擬待“數月以後”再辦。羅振玉認為王國維是推托，脾氣急躁的他很生氣，當即回信，不再叫王國維做書套代呈，將原書交人帶回天津。
王潛明供職於天津海關之時，最初，小兩口住在羅宅，王國維去天津看望，故而經常去羅宅。斯時，兩親家見麵，聊得更多的是溥儀小朝廷的人事紛爭。當時溥儀小朝廷有新、舊派係之爭，兩派互相傾軋。羅振玉、升允以老派自居，鄭孝胥屬於新派，羅振玉等人欲聯名上奏折、參劾鄭孝胥諸人，拉王國維代呈奏折。王國維返回北京以後，卻耳聞種種關於升、羅二人結黨營私的非議。為了避免羅振玉受到損傷，反複權衡後，他寫信規勸羅振玉改“奏”為“函”，也建議不必直接呈奏折，可以致信給溥儀的嶽父榮源。這本是一番好意，卻遭到羅氏的誤解，引起他的強烈不滿，來信指責王國維“尚未能盡知我也”，不樂之意溢於字表，甚至表示不會放棄“彈劾”鄭孝胥的計劃，但也不會強迫王國維聯名參與，顯然，王、羅友誼已經出現裂縫了。
就王國維而言，埋頭做學術是其本色，不願卷入各種政治糾紛。但羅振玉始終視王國維為安插在溥儀身邊的“眼線”，希望王國維能及時報告溥儀小朝廷的內部動向，站在同一戰壕作戰。王國維一入南書房，羅振玉便認為他辦事不夠積極，甚至遇事退縮。他在1923年7月19日致信王國維：“天下事因顧忌而廢弛，致成奄奄無氣。如我國之今日士子，毫無任重致遠之望，可為浩歎。願公有以矯之。”三天之後，羅振玉又來信申明，語氣更為直接：“弟嚐謂求儕類於今日，誌同道合者能有幾人？不如堅起脊骨，秉義而行，雖未必所遇皆亨，而衾影可以無愧。弟平日自期許者如此，敬以望之我公。長安塵鞅中，最易昏人神智，聰明有誌之士，埋沒於此者多矣。先生以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