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學者餘英時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當時副國務卿魯斯克的舊檔案披露了一個重要史實：1949年6月23日，魯斯克跟胡適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談話，希望由胡適出麵領導中國的事業，以取代蔣介石政權，但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他深信以個人的身份說話，對蔣介石政權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後，宋子文密電蔣介石，推薦胡適出任台灣行政當局一把手。蔣介石請胡適回台灣麵商，但胡適堅決表示他對此議“從未讚成，也決不讚成”。宋子文跟胡適之間的矛盾是眾所周知的，他出麵推薦胡適，顯然也是出於美國政府的旨意。隻是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美國才不得不繼續采取援蔣的政策。
5民主·自由·獨立
對於盤踞台灣的蔣政權，胡適的寄望主要有三點：
（1）延續法治精神。他於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先後三次給蔣介石寫信，規勸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聽任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懾於胡適在美國的影響，蔣介石表麵對胡適的諫言表示寬容，但實際上絲毫沒有讓步。
（2）保證言論自由，包括批評蔣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評三民主義和所謂的“五權憲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就是他爭取言論自由的陣地，也不到幾年就名存實亡了。
（3）維護學術獨立，特別要使“中央研究院”獨立於政治之外。1957年8月，蔣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辭職，依照規章，“中研院”評議會推出三位院長候選人，最後由蔣介石拍板敲定。胡適在這方麵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有所為有所不為。
事情緣於胡適對朱家驊被迫去職一事表示憤慨，他委托王世傑代他投票時，仍把第一票投給了朱家驊，以示對政治幹預學術的抗議。後來經過四輪投票，胡適、李濟、李書華三人被選為候選人。蔣介石選定了胡適，胡先回電表示不就，李濟、李書華也表示，胡適不就，他們也不就。但這樣一來，“中研院”的大權就可能由屬於國民黨派係的張其昀執掌。基於這一狀況，胡適才改變初衷，於1958年11月5日到台灣定居。
6父子分道揚鑣
胡適離開中國大陸，他的兒子卻沒走，後來進入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胡適沒想到這個小兒子竟會朝他投槍，“追求進步”地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並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宣布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知道後堅信是別人逼兒子寫的，並在《時代》雜誌上發表《沒有沉默的自由》一文；文中還表達出知子莫若父的無盡的淒涼與無奈。
在台灣複任一把手的蔣介石認為有機可乘，同時為了籠絡胡適，他專門約見胡適並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報》，上麵有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蔣介石對此事表示“關懷”，孰料胡適卻不領情，反倒認為這是蔣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便情緒激動地反唇相譏，巧妙地兜出蔣經國的老底：“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先生令郎迷途知返！”
胡適這番話暗指1927年蔣經國留學莫斯科時，曾寫文章大罵其父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此舉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轍嗎？蔣介石一下子愣住了，隻好尷尬地報之以苦笑，可見胡適公私分明。
7為言論自由而奔走
胡適回台灣後除了登上多所大學的講壇外，在各種公開場合的演講也不少，向來聲音洪亮的他，由於頻繁地演說，喉嚨變得嘶啞，不得不求助於大夫。在台灣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胡適對台灣多了幾分依戀，他麵對台灣媒體問及返台感想時說：“大約一年左右，我還是要回來的；以後希望每年能回來一次，但我也希望當我下次回來時，大家能給我不說話的自由，讓我膽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從這時開始，胡適開始頻繁地往返於中國台灣與美國之間。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邀回台灣講學，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蔣經國也代表蔣介石前往機場迎接。幾天後，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周年紀念茶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說：“單單在法律上有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是不夠的，我們還須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們不去爭取言論自由，縱使法律賦予我們這種權利，我們也是不一定會得到的。”為此，他希望“在朝的應該培養鼓勵合法地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自己擔負起這個責任，為台灣人民做諍臣，為台灣行政當局做諍友。有這種精神才可以養成民主自由的風氣和習慣”。利用一切機會爭取言論自由，是胡適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適在台灣有關當局舉辦的歡迎會上說，“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評‘政府’，合法地反對‘政府’，合法地製裁‘政府’”的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