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了，不僅有諍臣，而且有無數的諍臣、諍友敢於說話，有痛苦的人可以訴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當的言行，有人敢出來批評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險。言論自由了，領導人才有無數的諍臣、諍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第二天，胡適在機場上對前來送行的蔣經國說：“蔣先生對我太好了。昨天我們談得很多，請你替我謝謝他。”胡適的台灣之行，受到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有人說“在台灣，隻有胡適一人享有言論自由”，也有人說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二十年後，那位《“中央”日報》的負責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內情。他說：“猶記在1956年蔣先生七十華誕，那時我還在《‘中央’日報》服務，報社征文為蔣先生祝壽。我就打一個電報給適之先生，請他寫一篇文章為蔣先生祝壽。他答應了，寫了一篇寄給我，並有一封信說：‘我量你不敢登！’這文章是希望蔣先生‘無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當時確很為難，但蔣先生非常寬宏大量，說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來，胡適不知台灣真的沒自由，隻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
9《胡適與“國運”》公案
1958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準備回台灣定居。據說為了給他蓋房，蔣介石表示要從自己的稿費中撥出一筆款項，“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預算。胡適聽到後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對代院長李濟說：“我盼望最切的有兩點：一、我要的是一個學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長的住宅。二、我仍堅持此房子由我出錢建築。”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並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適從美國返回台灣。剛下飛機，就有記者問他關於組建反對黨的事情。胡適以不了解情況和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避開了這個敏感的問題。
1958年4月，胡適即將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長之時，台灣突然出現一本匿名的小冊子，名為《胡適與“國運”》，四處散發。內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適的領袖欲》、《請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樣佩服他的理由》、《吳虞文錄序》、《敬以“無為”為胡適之先生壽》、《拜倫哀希臘詩的漢譯》，從品德到學術，全麵攻擊胡適。警務處涉入調查後，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與國防醫學院教授李煥榮所印發。
經警方傳喚，兩位教授坦承所為，並願負責。且辯稱全書係“純為學術研討”，並無任何政治因素存在。為此，殷海光教授特別在《自由中國》發表《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一文，並指出：雖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評，胡適是人，所以胡適也可被批評”，但這本小冊子給他的印象卻是：“一、人身攻擊；二、毫無思路；三、缺乏常識；四、漢文欠通；五、不訴諸論證而訴諸情緒；六、有主張而無解析；七、專門向真正學人不屑的實現政治權利等問題上瞎扯。”所以他認定應為現實政治的副產物。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誰也不曉得。從後續發展來看，殷海光的推論卻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這本小冊子後來幹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學生書局正式出版。李煥榮更是再接再厲，又寫出了續集，且照樣刊行。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裏，言論箝製從嚴從緊，寧可錯殺一百，不願放過一人。若非背後有政治勢力支持，若是胡適確實被國民黨推心置腹地視為“我黨中人”，則這本小冊子如何還能流傳下去？難怪日後有人解釋，這根本就是蔣氏父子授意，給即將回台的胡適當頭棒喝，要他回台後，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國》合流！是耶非耶，當事者俱逝矣，無憑可據。倒是這本小冊子，實實在在地留了下來，成了時代的見證。
10諫蔣遵守規則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到1960年蔣介石的領導人任期即將屆滿，因此誰是下一屆領導人就成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這時，社會上盛傳蔣介石為了連任要修改有關規定，甚至有人在報端刊登“勸進”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