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學生流血，我要和你拚命！”
1949年冬天，朝鮮戰爭尚未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也尚未駛臨台灣海峽，台灣時局已動蕩不安，人心惶惶。
在島上，有錢的人紛紛攜款逃往海外。在最高學府台灣大學，少數不肖之徒在學生中散布謠言說：“校長傅斯年夫婦已經辦妥離台手續，旅行證件握在手中，到緊要關頭，他們遠走高飛，顧不得你們學生的生死存亡了。”
傅斯年聞知，立即貼出布告，要學生安心讀書，並保證他絕不離開台灣，誓與學校共存亡，他拿出來台灣後所寫的一條“歸骨於田橫之島”的橫幅，堅定地表明他與台灣共存亡之決心。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當時的台大中文係教授黃得時仰慕傅的聲名，請其寫幾個字作為留念。一向以齊魯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揮毫寫下了“歸骨於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眾人見之，頓生淒涼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台灣雖然存活下來了，傅斯年卻不幸“歸骨台灣”，竟成讖語！
20世紀的50年代，台灣處在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時代，傅斯年在台灣最後的兩年，幾乎天天處在與蔣介石抗衡、與蔣經國為首的大小特務周旋的日子裏。
他在台灣僅短短的兩年，已贏得了朝野與學界的無比敬重，就因為他的堅定意誌，在與台灣當局的抗衡中，最終也獲得蔣介石的尊敬和器重，成為蔣介石一生無法收在掌中的一塊頑石。
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是蔣介石無奈的選擇，他原本希望傅斯年終老於“中研院”，另外找一個聽話的人。但在美國人的幹預、美援的要挾以及學界的矚目之下，蔣介石不得不把已到口的肥肉吐了出來，但對學生和學校而言卻是好消息，因為傅斯年關懷備至，幾乎以校為家，最後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台大！
當時治安當局為防患間諜，規定學校教職員工必須互相“聯保”思想純正，彼此沒有間諜行為。傅校長認為此種做法並無實際效果，且極不方便。他對治安當局提出：“所有台大教職員工，皆由我校長一人保證，一切問題皆由我負責。”傅斯年雖然討厭透了特務，但對學潮更為反感，他希望學校是一個專心讀書的地方，對台大師生，特別是對台灣一幫光複後仍鬧獨立的本土政客，常常在學校或各地搞反蔣倒蔣活動一直深惡痛絕。
但他同時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年西南聯大爆發學潮，並鬧出了人命，他在致其妻子俞大彩的信中謂：“西南聯大學潮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這便是他做人處事的主張與原則。
當時台大師生反對國民黨腐敗無能、以權謀私等令人激憤的醜行，學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傅的對立麵借著學潮運動趁機發難。
當時有國民黨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並指名道姓地說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某某院長、係主任是“共產黨分子或參共分子”，他們把持院係，排除異己，把各院係變成培植共產主義勢力的溫床等，企圖置傅氏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絕地。
傅斯年讀了報上對台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三字經”開罵起來，而後采取以牙還牙的戰略進攻態勢，在報上兩次發表措詞強硬的檄文予以反擊：“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決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
最後聲明：“……貪官汙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誌。”傅斯年聲色俱厲與咄咄逼人的態勢，令對方不得不暫時退卻，伺機而動。
機會很快到來。1949年3月底，台灣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學生聯合鬧將起來，並且高呼祖國大陸時期的學運口號“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等，引發台灣當局的嚴重關切，認為台灣校園確實受到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必須捉拿主謀分子，給予嚴厲懲治。
須知當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對間諜問題防範特別嚴密，尤其對大學生監視得特別嚴密，常常以間諜名義進校園抓人。1949年4月6號，終於不幸發生軍警進入台大校園逮捕學生的“四六事件”。
1949年3月20日晚間9點多，師院（就是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李元勳和台大學生何景嶽共乘一輛腳踏車，被中山北路一派出所警察發現，發生爭執，兩人被押往第四分局——大安分局，用手銬銬於辦公桌腳，並遭毆打，恰有師院同學路過看見，回校通報。11點，兩百多位師院同學趕去救人，提出三條件：懲處警察、賠償醫藥費、登報道歉，但是被當局悍然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