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憶，就在當天下午3點左右，他在校長的辦公樓會客室呆坐著，傅先生進來了，陳盤回憶道：“他看見我，問我是不是找他？我說沈教務長（鵬飛）叫人找您來的，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說完，傅先生沉思了一下說道：“放心，沒事的！”說完就忙著開會去了。一會兒，陳就被公安局釋放了！
陳盤自述：“我之被拘禁，不明白是什麼罪名，有何證據。但我心裏明白，這是我的少數同鄉誣陷我，說我是什麼黨。因為我常常以口頭或文字的方式攻擊地方上的腐敗而惡劣的分子，得罪了不少人，他們就捏造罪名，告到公安局。這樣，我就成了囚徒了。”
他被奸邪之輩硬指為是“政治嫌疑”分子，當公安局的人要把他帶走時，他便請求沈教務長，把事情告訴正在開會的傅先生。
傅先生得到消息，即刻和主持校務會議的戴季陶校長商量營救，結果戴先生打了一個電話給公安局郭世增局長。大約是第四天，傅先生親自到公安局交涉，於是他就恢複自由了。
陳盤犯的是什麼罪？為何被不知名的什麼人帶到局裏去，就立刻被關起來了？至今他不清楚，但他清楚的是他被恩師傅斯年所救！
“這是一場噩夢——可怕的噩夢”，陳盤回憶道。他在公安局，被關在一間約25平方米的房裏，裏麵共有十幾個所謂犯人。起居飲食，大便小便，也全在裏麵，而衛生設備，一點沒有。
他又說，裏麵的人，最怕是半夜被點名，被點到的，一去就不見回來了。“就是幸而不死，他把你的案子來一個懸而不決，把你轉解到河南（珠江南岸）南石頭，關上三年兩載，那是司空見慣。人生到此，慘狀那就不用說了。”
他以感恩的語氣說：“我入獄後一兩天，恩師營救我的消息傳出了，於是陷害我的人，特地去看孟真師，用恫嚇的語勢說我是共產黨的重要分子，請他不要管我，否則將會對他不起！”
“恩師當然不理會他們這一套。”陳強調說，“這是我出獄後，同鄉中的同學對我說起的。”
多年後的一個夏天，在台大一個碩士學位考試的場合中，陳見到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談起他那回被誣入獄的經過，傅樂成告訴他：傅師為了營救他出獄，還一次付出了一百塊洋錢。這是傅師母跟傅樂成聊天時，無意中說出來的。
“當然，傅師母又是在傅師生前，聽到他無意中透露出來的。但這事情，從前我一點不曉得。”
“傅師不是鬻恩市義的人，當然他不會告訴我，但對於家人偶爾談起，順口帶出，這自然是情理之常。所以我相信，這事情是千真萬確的。”他說到此已是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同時他也相信，這不是什麼賄賂的錢，而是傅師擔心他在獄中受苦受難而“打點”獄吏、獄卒的錢，因為恩師知道獄吏、獄卒之尊，在中國曆史上向來是有名的。“我入獄以後，當天晚上被傳訊過一回，那隻是簡單地問了幾句。以後直到出獄，都沒有被傳訊過，所以在這方麵，我一點沒有受到折磨、痛苦，相信這就是傅師花了一百塊洋錢的功果了。”他感激地說：“我是那麼渺小，而師之愛護我，替我設想，則實在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據當時傳言，那次傅斯年為了救學生，竟然找到台灣最高當局。據說蔣介石與部屬見麵，隻有傅斯年是敢在蔣麵前“從容地蹺起二郎腿，抽著煙鬥”的人。那次傅師救徒見蔣有沒有“蹺起二郎腿”？陳認為：“救徒心切，應該沒有！”
“四六事件”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但橫亙在前的危機卻有增無減，直到把他整死為止。
1950年冬至的前一天上午，傅斯年離開家，去農複會參加蔣夢麟主持的一項會議。會中，他一如往常，發言時神采飛揚。中午，他開完會，回家吃了中飯，休息了一小時餘，便揣了一包早上他太太在門口買來的芙蓉牌煙絲，匆匆趕去南海路的省“參議會”。
下午，將近6點10分，他答複完了第二次質詢，走下講台。這時，沒有人注意到他緩重的腳步、蒼白的臉色。會議散了，傅斯年卻因腦溢血暈厥。當晚，沒到子夜，他就死在象征民主的“參議會”裏。
抵台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台大的興建改革之中。